文史界常用的手法就是把清朝的恶政用明朝来垫背。比如一提文字狱就说“明清文字狱”。实际上明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朱元璋执政的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短短的不过十三年（吴晗《朱元璋传》），是朱本人的忌讳问题。涉及的也主要是几十个文臣，并没有形成社会运动，影响面相当有限。和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根本不值得一提，文史界为什么不说“洪武文字狱”而是“明清文字狱”？而满清历经康雍乾三代一百三十四年，掀起的文字狱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从大臣到知识分子到疯汉都不能幸免，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政治伦理艺术到宗教科技，是对人类文明的阉割。对中华文明的进步起前所未有的破坏作用。
再有就是闭关锁国。也是明清并提。暗示满清闭关锁国是明代政策的延续，特别是还把闭关锁国和海禁混为一谈，这里有几点值得细究。明代海禁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海禁算不算闭关锁国？海禁的目的何在？属于常态还是特殊时期。禁止商业往来和禁止文化交流能否相提并论。明代是不是和清代一样禁止文化交流了？
事实证明闭关锁国明清不能并提。明代仅仅是海禁，不是闭关锁国。海禁的目的是防备倭寇。一旦威胁解除就不再海禁。而满清海禁的目的是防备汉人和海外私通。明代海禁仅仅是限制对日贸易，对西洋贸易不限制。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上明代并没有严厉限制。利玛窦神父初期的遭遇是由于当时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实行武力入侵后中国政府本能反映，而当他被人们认为是和平的使者时，行动和传教获得极大的自由。而满清则正好相反，满清是害怕西方文明的传入威胁了它的统治，所以才禁教的。
再有一提“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文史界通称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这种提法似乎在暗示我们西学终止衰落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是由于传统儒学的阻碍必然结果。实际这个问题澄清请参见“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和“伟大的明末东西方文化交流”。
就明末清初的东西化文明交流而言，实际上“西学东渐”兴起于明，衰亡于清。明代的西方文明主要在士人、知识分子中传播，而满清入关后就仅仅局限于宫中，到乾隆时期，西洋的科技艺术统统变成了乾隆的玩具。性质完全两样，就如此评论，岂不是很怪？
再有西学东渐的一大成果是崇祯皇帝下令搞的“崇祯历书”的成功。这点文史学家却很少提，而是喋喋不休的表彰康熙用新历法（崇祯历书）取代了旧历法。似乎康熙才是吸收西方文明的大英雄。历史学家还忘记提到的一点是从此“崇祯历书”被锁进深宫，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这两个王朝一个封闭一个开放不是通过这件事很能表现吗？为什么我们的文史界就不提呢？
一直以来文史界对于万历皇帝评价极差，批评万历的理由主要是万历二十年不上朝，以及纵容太监充当矿监敛财等等。就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具体分析，万历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压抑，万历用消极方式对抗。但是有两点万历仍然值得肯定，其一万历皇帝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漫骂皇帝贵妃而杀掉一人，是相当宽仁的。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国家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处理的，大的比如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明、日的壬辰战争一直在万历指导下进行。小的比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万历过问下得以顺利进行的。西方传教士对万历充满敬意好感，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其二，派太监设立矿监、税监敛财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应该具体分析，矿监的出现是万历下旨从此天下可以开矿了，初衷并非与民争利，由此矿监才派出。太监把经念歪了，闹得乌烟瘴气。这段弊政大概有十年。十年后万历终止太监出宫敛财，但是矿禁却取消了。无疑从此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对工商业攫取过多的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参见《儒家文明》）从新事物的成长角度来看，有适当的冲突和矛盾是有利于其成长壮大的。
如果能把万历王朝搬上屏幕，我们就会对这个朝代有全新的认识，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其历史意义和价值远比“康乾盛世”伟大。为什么不敢平反万历，我个人认为万历年间君臣抗礼，滥骂皇帝的风气，就当代人也接受不了，明末时期的“民本主义”尤其是和“走进新时代”的“精英主义”正是逆向而行。
过度夸大明代宦官专权以及特务组织的危害作用也是史学界有意加给大众的错误观念，其一，太监专权是一种非正常情况，不是国法赋予的特权，是由于皇帝个人原因造成的偏颇，这是明代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其二太监专权在明代虽然危害很大，但是时间很短，比较有名的太监有王振、刘瑾，危害最大的是大太监魏忠贤。以魏为例，实际上魏忠贤能执政全赖天启皇帝，天启执政七年不到。魏成势从天启四年到天启七年败亡，也不过短短三年时间。加上其他太监执政的黑暗，有统计认为全加起来不过十二年。应该算做非常时期。就好比文革十年危害国家很大，但是我们能把文革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特点吗？
所谓锦衣卫、东西厂等特务组织，其作用危害更不值得过分夸大，这种危害并不是因为其特务组织的存在而是看掌握在谁手里。就世界各国而言，哪个国家没有内卫部门，国家安全部门？明代锦衣卫、东西厂虽然和弊政相伴在通常情况下并没有造成多少恐怖气氛。其危害最烈的时期恰恰是魏忠贤时期。魏用于迫害文臣，但是要说用锦衣卫、东西厂去监控天下儒生到是笑话了。锦衣卫、东西厂主要集中在京城，在各地并没有情报组织网。最多是奉命派遣。针对的都是重臣和政敌。而不是用于搞意识形态专制，抓思想犯了，针对和迫害儒生属于无稽之谈。
对明清皇帝的比较也是文史界常用的障眼法，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首先应该看其人在历史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现在的皇帝比较，深受“精英主义”影响，爱比较皇帝的个人素质，个人品德和能力。一条船航向错了，技术越高明、越勤奋的船长带领全船离目的地越远。康、雍、乾三代的勤政只能使“文字狱”、“愚民政策”等等恶政执行得更彻底。
即便是个人素质比较，同样也要注意两代不同的历史条件。比如明朝采用的是不完备的文官制度，是民本主义占主流意识形态。而满清是部族统治，绝对的君主独裁。皇帝权利大不一样，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清代不可能出现大臣们因谏阻皇帝出巡而被仗毙的惨剧。万历贪财是因为他这个皇帝管不了国家财政，当初派出太监当矿监也是由于要修复被火焚毁的大殿，户部却不批款，才不得已派出太监的，这在“朕即国家”的满清皇帝根本不是问题，拿这个当皇帝品德对比，岂不是不公平了。所以说明君和昏君问题也是文史界故意搞的褒清贬明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