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得势仅三年，是否足以对明朝政治造成足够恶劣的影响？
他掌权时，明朝政府抵御辽东后金的入侵还是比较给力的，可以说一扫万历末年辽东战场的颓势，大有光复辽东之势。前期能够认识到辽东与京师唇齿相依的关系，否定龟缩山海关的决议，积极支持孙承宗的推进战略；后期任由袁崇焕督师辽东，不敢说他多器重袁崇焕，但从来往信件看，袁与魏的关系至少是和谐的，袁最牛掰的几次战功全在魏掌权时诞生。当时明军的情况是：关宁铁骑不用裁员，军饷仍可足量正常发。皮岛军队不用精简，收入来源也是稳定的。寄居海岛的毛文龙进行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本着中庸之道，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毛文龙也算干吏，积极进取，开拓了旅顺-义州一线的东江军镇，不断骚扰后金盛京以东的城池；授毛文龙“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和尚方宝剑，人心笼络绝对到位，搞得毛文龙热血沸腾，誓死巩卫皮岛、朝鲜本土。盛京的西面，从宁远至锦州，本来荒凉破败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军的火铳、战车、地雷、炸弹配备齐全；红衣大炮这种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宁远、锦州的城头。
魏当九千岁的几年几乎与关外捷报频传的时间同步，宁远大捷大炮轰伤努尔哈赤（回盛京后不久死去）。宁锦大捷明军多次重创皇太极。丁卯之役，毛文龙在朝鲜拼尽血本击退阿敏数万八旗军，阻止了阿敏当朝鲜王的梦想。皇太极东奔西突累到吐血没捞着什么好处，只能龟缩在盛京。
关外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的背后其实还是钱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税。明末，天下金银、尽聚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从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但他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收刮。齐楚浙党与魏打的火热，阉党“爪牙”（税官）送钱的踏破魏府门槛，有钱好办事，而魏办事能力没的说，一定给你办成。浙江巡抚感觉海内咸平，农民不用被折腾都安心劳作，魏简直太给力了，提议修生祠，于是全国掀起修生祠的高潮，辽东的官兵将士修的又好又用心，袁崇焕称颂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因为魏给了关宁军丰厚稳定的收入。
在魏忠贤登场的前后，明末的朝堂上有这样一群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南京江南贡院，他们相互视为“校友”，渐渐形成党派，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圣地，他们清高，他们理想主义；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正义的化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从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话，没接触过底层社会的他们大都是江南乡绅巨贾子弟，花成千上万的银子买个科举名次，甚至不乏中举后继续买官者，盘根错节的党同伐异，渐渐成为朝堂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坚力量，排挤的齐浙楚、闽等小党派势力时，所用手段不比阉党逊色多少，这就是明末历史上牛掰哄哄的的东林党。
对比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朋党，东林党很多人似乎更适合生活在现代的美国政坛。但掌权的东林党偏偏生活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刻，恰恰成了帝国衰落的催化剂。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你浪费国家钱~打败了咔嚓你；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很低，除了极个别清官，贪腐几乎是必然的，但顶着东林的名头，钱贪过后不敢承认且一丁点都不愿吐出来（捐献出来不就承认和说明我贪了嘛）。
史书上写了魏忠贤犯的十大罪，然而仔细看，大多罪状都是图谋啥子啥子却基本没实际行动和证据，修祠堂这种鸡毛也算大罪？修堵墙挂张画而已，民间自古就有为好官修祠堂的传统；魏真正做成了的坏事，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东厂杀死杨涟等辱骂弹劾腌党的东林“名士”，以禁言无聊御史们的弹劾。对于魏对东林党的打击，窃以为在当时的朝堂是非常值得推敲的。魏杀杨涟等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对，但结果是禁言，禁言后，专心为自己为国家捞钱。3：7开那也是在捞钱、在有效工作。明末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银子都在江南乡绅富户的手里，怎么让他们把银子交到国库？东林党出身江南富家，不愿也不能做到；而权倾一时的威权主义者魏公公可以做到。
有了钱才能给军队发工资；才能造各种军备武器，除了红衣大炮:还有地雷、火铳、火棘莉、炸弹等等火器；才能筑城修墙养马。军队装备牛掰才能内平贼寇，外御强敌。而以上古代军事工业正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就业的好办法。
魏的功业在于保证了帝国税收系统的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广西、北至锦州尽为掌握；能够用正确给力的人并给予支持（炸伤努尔哈赤的红衣大炮可是用真金白银买的），扳回辽东战场的颓势，抚平北方农民因灾造反的危机；跟前辈王振之流比起来，不得不说魏的才干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内阁大臣比起来其实也有卓越之处；抛开党同伐异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错误”不讲；魏至少是个效率极高的注重实用主义的干练能人。东林党回忆录里说魏本人很愚钝，大多数点子都是他周围的人出的；很多人读了此段瞬间想到了吃葡萄的感觉。
崇祯上台后，与魏比疑心重也就算了，关键收不到税还超级爱清廉，超级恨贪腐～满朝东林士官大多富的流油，科举的排名都是比银子多少的，此时一个棉袄烂洞、衣服打补丁的皇帝空降下来，突然要搞一场无人配合的反贪运动，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不寒而栗变成后期的笑而不语，一个个都成了超级影帝，下面的百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各种红白喜事都是搜刮漫天，可偏偏在上面皇帝跟前超级爱装清廉。“您不是爱清廉恨贪腐吗？我被逼只能装啊，适者生存嘛！”什么？你要钱？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微臣可是“清官”啊！朱由检（崇祯）先生像个孤独的观众一样，深深蒙在东林党上演活剧的一面烂鼓里。更别提东林党的大本营~江南的税收了，可惜他们不知收敛，戏演过头了，正剧变成悲剧了。
魏死后，辽东的形势再次退化到了万历末年的水平并持续恶化，财政困难的同时，崇祯皇帝疑心重，且在议和主站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先是抛弃孙承宗，然后将袁崇焕凌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了给力的将军，下属官兵们只能干瞪眼，辽东的关宁防线由强转弱、节节败退的局面再难挽回。
袁崇焕督师辽东时，积极研究关外地势民情、八旗军作战技俩，提拔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满桂（蒙古族）等勇将。勤于操练，多次整治军纪，与士兵同甘共苦。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为袁崇焕大炮所伤，旋即不愈而死；宁锦之战，为父报仇的皇太极小伎俩用尽，却一点便宜没捞着，在袁崇焕跟前吃足了苦头，看过关宁铁骑的军容后忌惮三分，战术上皇太极用兵狡诈，袁崇焕却比皇太极更老辣。可惜的是，这位屡次击败后金军队的功臣良将，在成功保卫北京后居然立即被崇祯罗织罪名下狱，一生从无败绩的大明蓟辽督师被凌迟处死。袁崇焕刚刚提出的“五年复辽”计划成了泡影。袁死后，他提拔的人中除祖大寿无奈投降后金（投降时改称满清）外，余者皆相继战死。精心培育的关宁铁骑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手中。
袁崇焕死后，皇太极认识到人数劣势和装备劣势，于是广幕各族勇士，创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并任用毛文龙的得力手下孔有德制作大炮。东亚第一劲旅的名号最终归属于善于吸纳各族精英的八旗军了。英国东亚研究者称17世纪初的东北亚通古斯军队为东亚最强劲旅，皇太极率领的八旗军作战勇猛，战术灵活，向西驱兵千里击败风头正劲的蒙古林丹汗，朝鲜的保护神毛文龙死后，得力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接连叛逃后金，东江军镇名存实亡。皇太极称帝，后金改称满清，清军攻击朝鲜势如破竹，击败各路集结的八万朝鲜军队如探囊取物，八旗军几乎没死人轻松占领汉城，把朝鲜国王李倧撵到江华岛上，逼迫朝鲜签订臣服之盟。如果没有戚继光做蓟州总兵时整修精良的长城，明帝国结果又如何？
反过来看北京城的金銮殿上，令人可笑的是，东林党里没人想着保证更多人的不失业，也提不出保增长、搞基础建设拉动经济的办法，整日提些看似有理，实际荒唐的建议；有人居然提议裁掉占用开支很小的驿站，陕西米脂的李自成作为驿站职员的铁饭碗工作瞬间丢了，没饭吃咋办？造反算了！于是跟了闯王高迎祥，高迎祥为陕西总督孙传庭、三边总督洪承畴合谋逮捕。崇祯说：斩！李自成变成了闯王，孙传庭打的他携带18骑逃遁荒山。旋即孙传庭因直言谏阻“秦军”（孙传庭培育的一只劲旅）北上蓟辽，得罪崇祯以恃骄之罪被革职下狱，而讨崇祯喜欢的洪承畴升任任蓟辽督师；人与人的不同真的比人和猪的不同都大！被下狱的孙传庭以死报国！得宠的洪承畴最终却成了二臣！
再看关外，祖大寿被围在锦州，洪承畴集结帝国精锐兵力意图解围，前期步步为营胜利不断，本欲稳步推进，可是帝国没钱做军饷，崇祯逼洪承畴速战解围，结果被围在松山，尴尬的是大明国库空了，再无法招兵解围，崇祯果断放弃。一亿人的大帝国看着良将忠臣送死，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为你卖命。辽东被围的将军士兵们不可不算忠心，苦守一年、两年，没了粮食宁可杀自己人来吃都不愿意投降，可再忠心的人也架不住老板负心冷屁股啊；另一面是皇太极的热情关怀与重金许诺，最终洪承畴、祖大寿无奈的背叛了培养自己多年的繁华温暖文明昌盛的帝国（当时士人的视角），选择了跳槽到偏僻苦寒的毫无发展前途的蛮夷小国（明朝人眼中的后金），当然在那时人看来，没有自杀殉国，确实不忠，连洪的母亲都大骂之并绝交，更何况民间。可要搁今天，如果是崇祯的员工，即使是有温和隐忍性格的你，或许第一天就把朱由检这老板给炒了。
松山丢了，锦州丢了，关宁防线没了，皇太极眼前就剩下一条出自60年前，名将戚继光之手号称史上最坚固的长城。洪承畴出主意：“长城再坚固也要人把守，关内明军精锐尽为闯贼所灭，现镇关之军，军心已乱，正是长驱山海，夺取天下的机会！”可不巧的是，此时皇太极却病了，回盛京后旋即死去。
皇太极刚死，李自成就又闹了起来，连破开封、洛阳等中原重镇；河南成了李自成的天下，领50w民军直扑潼关，意在取关中平原这块王地。无人可用的崇祯终于想起了监狱里的孙传庭，崇祯封其兵部尚书行专断之权；在诏狱里被折磨了三年的孙传庭再次准备收拾“闯贼“时，帝国的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已经被受灾的农民军打烂了；又是因为没钱，饿着肚子的新兵被崇祯逼着出潼关迎战农民军，兵力悬殊，瘦弱憔悴的孙传庭凭借着胸中的一种精神以身入贼军，马革裹尸于公元1643年，孙夫人在长安听说丈夫战死投井而死。中国人尤其重视身前死后的荣誉，一直不喜欢孙传庭的崇祯居然质疑其诈死，人无谥号，家无抚恤，崇祯不给褒奖，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明史》给了个客观的评价：“传庭死而明亡矣”。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五星级忠臣良将，再也没了翻身的机会！
李自成入关中后，取长安，北上轻易击破太原、大同等军事重镇，直到百万民军围困北京时，李自成仍然承诺要三百万银子，封个王就退兵，并答应帮崇祯剿灭满清！可此时满朝官员仍然没一个愿意出钱的，崇祯终于明白了，他怒了，国家居然毁在这群“吝啬”官员之手！崇祯以“惊人的愚蠢”对议和条款加以拒绝！1644年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祯吊死煤山（现景山）。临死前崇祯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喷出了“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之类的话，窃以为无非找个托辞洗刷自己的过失与无能，想想此前的几年里，为了找垫背的，平寇无力时，杀了多少兵部尚书？税收捉襟见肘，换了多少内阁首辅？
其实在李自成攻克北京近郊时，崇祯先是听太监曹化淳评价：“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然后又想到十七年前兄长天启的临终嘱托:“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已经有所悔悟，于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专门祭奠之。只可惜大厦将倾，悔过已晚。
故事并未结束，京师沦陷后，滑稽而意想不到的一幕上演了：在京的东林党一众人本来翘首期盼着伺候新皇帝，结果却几乎统统被李自成、刘宗敏抄家、拷掠、暴尸于街头；少则几万两、多则几十万两的银子从各大臣的家中抄出。后人感叹：满朝的官员玩过头了，满是悲剧与惨剧啊，大明帝国终究还是成了茶几！
历史由胜者书写，不能武断的说《明史》就是偏执的，但也不要低估清初文人集团（文人集团的成分大家猜！）黑魏忠贤的能力和美化崇祯的企图，历史这东西有时很幽默，有时很讽刺，清官一定会为国家的国防、经济带来好处？你可能思考半天说，也许吧，谁知道呢？明朝人不加思索的说“呵呵~贪官吃肉，我们至少喝点肉汤。崇祯这样刻薄的穿补丁衣服的清官来了，我们只能喝西北风！”
当然，从当今旁观回顾者的视角来看，明末政府遇到的毕竟是此前的秦汉、隋唐、宋元1800多年来任何当朝政府都没遇到过的奇难境地：史上最强外敌和汹汹滔天的农民军内患，再有国库空虚的雪上加霜。换了任何一位“明君”搁到当时的环境下都很难说能挽大厦于将倾。
中国历史上一轮又一轮的统一政权，要么死于外敌，要么亡于内患，财政不给力通常是堤坝溃烂的最初之蚁穴，所谓周期率大抵如此。明代的财政危机早早的从嘉靖朝发端，万历朝放大，到了天启末、崇祯初已经烂到根子里了！把所有罪过嫁祸于一个姓魏的太监头上，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牵强附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