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同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北京成为首都。之后，广州、武汉、重庆先后做过国民政府的首都。其实，这五座城市原本就是孙中山内定革命成功后拟建的“一都四京”。
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大原校长章开沅先生，在曾担任过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宫崎滔天日记中发现：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开始设想未来新中国的定都及大都城建设。他在与宫崎滔天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
日本人宫崎滔天是孙中山的好友，曾撰写《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作为同盟会最早的外籍会员之一，他为同盟会成立奔走效力。辛亥革命爆发后，宫崎滔天多方挪借旅费再赴中国，拥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并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13年，宫崎滔天陪伴孙中山返国反袁。由此可知，宫崎滔天日记所记之事大致可信。
孙中山设想的“五大镇”，绝非信口开河，应该是对当年中国大都城战略布局的一种深思熟虑。这“五大镇”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是中国“东南西北中”最具代表性的五大都市，在当年则更具有扼控中国东南西北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一都”——武汉。孙中山首选武汉为定都之城，应该是基于地理与历史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在中国版图上，武汉大抵是军事、经济、人文地理的中心，是真正的“国之中”、“天下之中”。武汉南及潇湘，襟带八百里洞庭;北据襄樊，进窥关中和中原;逆长江西上，控扼天府之国千里沃野;顺长江东下，威逼自古常为王都的金陵。故三国时司马懿称武汉一地为长江之“心喉”。当年东吴孙权曾定都武昌，最终遭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臣民们的反对而还都建业(南京)。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皆看重武汉独特的地势形胜，如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便说：“荆楚之有汉，犹江左之有淮，唇齿之势也，汉亡江亦未可保。国于东南者，保江淮不可不知保汉，以东南而向中原者，用江淮不可不知用汉，地势得也。”阐明武汉一地关系长江中下游之安危，决定着江淮及中国东南之命脉。当年大清国“十八行省”大半在武汉周围，故号“九省通衢”。孙中山或许正是推崇武汉独特的地势形胜，难怪在武昌首义成功时，中山先生惊叹：“武汉一呼，四方响应。”简单八个字，道出了武汉扼控四方的重要战略地位。1926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武汉，武汉曾一度成为“首善之区”。抗战期间，武汉亦当过战时首都，后因武汉失守，重庆成为“陪都”。
“东京”——江宁。孙中山钟情当年的江宁(即南京)，将之列入“四京”并名“东京”，从方位看江宁确实居东方，广州才是区位上的“南京”。江宁(金陵、南京)在历史上自公元229年孙权自称吴大帝，从武昌还都建业始，东晋、宋、齐、梁、陈均在此定都，故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建康城还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朱元璋攻克建康后改为应天府，明代二朝定都于兹。太平天国也定都南京并更名“天京”。孙中山未将古都南京作为新国都，或许是考虑到历史上“屡都屡亡”，秦淮河畔大概太适宜安逸享受，往往易让当政者在舒适的环境中不思进取。有意思的是，中华民国成立之时还是定都于南京，1927年蒋介石再度成立南京国民政府。1940年，汪精卫另组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直至蒋介石逃往台湾。短短几十年间，南京四度为都。
“南京”——广州。广州无疑是地理上的“南京”，作为孙中山故乡的首府，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曾以广州为基地，多次组织武装起义。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为辛亥革命吹响了前奏。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誓师北伐。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1931年，蒋介石在南京软禁胡汉民，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引起国民党内其他实力派的不满。党内胡派、汪派、桂系、孙科等于同年5月在广州彷照孙中山护法战争之法，另立国民政府。
“西京”——重庆。重庆历史上曾是巴人的首府，古称江州、巴郡、楚州、渝州、恭州。公元1189年，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1891年重庆成为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孙中山当年设想的“西京”，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一度成为战时大后方。今重庆已成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
“北京”——顺天。明清两代北京地区称为顺天府。或许孙中山在个人情感上也难以接受欲推翻的清王朝都城作为新首都，故设想其为屏障扼守北方的“北京”。
让人饶有兴趣的是，孙中山设想的这“一都四京”，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几十年间，相继成为中国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