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讲东吴，东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东吴人的资源都是地方豪强，是早期移民在当地成了大户，掌握一群人口。一家大户就变成一个军事集团加上经济集团，种田也是他们，作战也是他们，所以大户世袭拥有私兵占有自己的地区。这种情势与北方曹操手上情势是相当像的，不过，东吴大户的数目更多。东吴拥有私兵的将领，大概上百，重要的也有五六十个，而每一个私兵将领，其私人军队的总人数不算多，大概五六百，最多不会超出一千。这跟曹操在北方动不动几万家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所以东吴面临的是：怎样将私人的部队有效地集合在一个团体里。孙权没有可以号召的名位与家世，因此只好以同盟的方法结合这些武装部队。每支武装部队都具有两个名号，一个是将军的名号，一个是地方长官的名号。孙权基本上是不能动他们的，也不能调他们离开自己的基地。孙权靠的是跟他们利害一致：抗曹，抗北方。此同仇敌忾之心，是能维系这力量的主要因素。 到后来，他也有一批北方跑来的文人，数目远比到四川的少，可是也有人才，譬如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就跑到孙吴去了，这些人加上南方很少数的一些，像鲁肃、张昭、张布这些人，变成他参谋业务的主要人物。因为他们人数少，不能构成荆襄集团那样一个可运用的资源，只够充任孙权中央朝廷的重要官员，可是，全靠这些人帮他筹划第二阶段的政策。第二阶段政策就是使这些私人的武装部队，譬如说程普、陈武……这些人每一家他都给以扩张的特权，使之合法地向腹地开拓，由此取得的土地与户口，包括早期移民的后代，或者没有编入户口的少数民族，都变成了这些私人军队的新的成员。换句话说，因为合法扩张，经由协调与分配，使得每一家的扩张，不至于惹动别家。后果就是疆域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而所有参加他集团的单位，每一家都感觉到参加这集团有好处。因此他们共同拥护孙权。身为领袖，孙吴的办法是以恩义相交结，用个人的感情。所以三国之中，孙吴没有用法家，也没有用儒家，完全用私人感情。孙策、孙权两个人与周瑜的关系，完全是私人的恩义，与张昭、张布几个大的知识分子关系也是私人的恩义。孙氏也利用婚姻，结成一个很复杂的婚姻网，使大家都是亲戚。 我们上面讲的魏、蜀、吴三家，可以代表三种公司形态：曹操是总公司加分公司；诸葛亮办的是三合店，三家力量，三合公司，一个管生产，一个管扩张，一个管贸易；孙吴的公司则是加盟店，或者靠行。所以这三种形态，在政治上，我们以其反应与转化，可以推衍，在企业经营方面，一样可以有这些形态出现。要说它长处、短处、好处、坏处、该做不该做，我没有意见。曹操在小说里被写得那么坏，其实也不是那么坏。要讲刘备对人，其实也没那么好，有的是小说写出来的。诸葛亮我对他有点偏心，我不愿意讲他的坏话，但要说诸葛亮真正完全没有过错，怕也不见得，他只是尽量做到公平就是了。他在开山路时，去过四川的人知道有种路叫“栈道”，要在岩石上砍出小路来，路不够宽，只有三尺，再用木头撑出去一个架子，叫作五尺道。开这种山路很难的。诸葛亮在开路工程里，儿子、侄子，统统下去做，公平得很，不因为是自己的儿子、侄子而有特权。他有一个非常宠信的荆襄集团知识分子——马谡，马谡失守街亭，回来不仅被斩首，诸葛亮也向朝廷请求将自己的丞相官职革掉，贬职为中郎将代丞相，不再居丞相的位置，还罚减自己的薪水。这样子，大家才觉得这个人是公平的。他曾处罚了两个地方领袖，一个是李严，贬了父亲，却起用了李严的儿子；另外一人是廖立，诸葛亮去世，廖立大哭，说：“诸葛丞相在，我还可能回朝，从此我再也不能回朝了。”罚了他，他还心甘情愿，就因为诸葛亮公平。 孙权这一家，因为以恩义相结交，所以不讲法律讲人情，相对地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遗症。到了后来南朝时，南方大族始终在这上面吃大亏。虽然东吴被西晋灭掉后，北方大乱时，南方建立了南朝，但长期马马虎虎讲人情的传统，使得南方始终没办法真正建立起一个法制组织。因此在五胡乱华以后，虽屡有机会可光复整个中华，南方诸朝却终于不能统一中国，南方的力量始终是被局限的。不过东吴在当时却有相当大的功效，因为加盟店的办法，自由来、自由去，我跟你是朋友、弟兄、亲戚，虽不能有长期的制度，却可收一时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