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演义》（全称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整部小说表现出的浓重的历史无常感、人生悲剧感，无疑是很震撼人心的，让人在掩卷之后，总无法释怀。代表正义与进步的刘蜀集团最终覆灭了，而代表邪恶与反动的曹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却统一了中国。究竟是什么主宰着历史的走向，为何偏偏与人们的期待相违？
作者所处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显然无法解释这一切，最终只能归结为“天命”———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小说中塑造的最杰出、最成功人物———诸葛亮竭尽一生为之追求的“攘除奸雄，还于旧都”的理想未能实现，遗恨五丈原，赢得后世无数同情。作者又将笔墨和感情倾注在其继任者———姜维的身上，用占全书十几回的篇幅描写了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为兴复汉室“九伐中原”的斗争经历。虽然在近年来的三国人物研究中，姜维不大被人关注，然而，在小说中，姜维却受到了作者的高度重视。在全书一百四回“殒大星汉丞相归天”之前，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诸葛亮；而在诸葛亮逝世后的十六回中，小说的叙事重心转向继承诸葛亮北伐事业的姜维。诸葛亮虽死，而“兴汉灭曹”之事业未亡，他的接班人矢志不渝为这一事业奋斗着，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年轻的将领姜维身上。
姜维（公元202—264年），字伯约，天水人，三国后期蜀汉杰出的军事谋略人物。古来对他的评价褒贬相间、众口各词。肯定者如郤正，认为他“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否定者如陈寿，认为他“玩众黩旅，明断不周”，最终造成了蜀汉的覆灭。《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描写的人物和历史上的有一定的差异。具体来看，作者在综观前人史料、取舍各家说法的基础上，从尊刘反曹、帝蜀寇吴的整体构思出发，把姜维刻画成为诸葛亮事业的继承人、为北伐事业耗尽一生精力的英雄。和诸葛亮一样，姜维最终亦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形象，为全书的悲壮情调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天水受降传衣钵“小说之作，所以发表理想；叙述历史，本非正旨。”小说的创作，本不同于历史，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可以通过剪裁、拼接等多种艺术手法形象的塑造人物。《三国演义》中，写得极精彩的回目之一的“三顾茅庐”，大大丰富了正史中简短的记述“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将刘备的求贤若渴，诸葛亮的高风亮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合情合理的解释了诸葛亮后来为报刘备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诸葛亮首次北伐就收伏了姜维，为了突出姜维忠孝的性格特征，作者在正史记载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修改。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首出祁山，《三国志·姜维传》写道：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
从这段记载中可看出，是姜维在遭到疑忌后，主动向诸葛亮请降的。作者在正史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情节：在智取三城时，安定、南安二郡皆被孔明用计顺利攻取，但夺取天水时却遇到了挫折，原因是年轻的参军姜维的出现。姜维识破了诸葛亮的计策，将计就计让常胜将军赵云吃了败仗，令诸葛亮大吃一惊。等诸葛亮亲自赶到天水，又被姜维伏击。此后诸葛亮利用姜维“侍母极孝”归保翼城和夏侯茂的轻信无知，使马遵等对姜维产生猜忌。姜维出城劫粮遭张翼、王平夹击后，欲回冀城，冀城已被魏延偷袭，等杀开血路单枪匹马赶到天水城下，太守马遵疑心他是叛徒下令放箭，姜维又飞奔上邽，梁虔也不纳。“姜维不能分说，仰天长叹，两眼泪流，拨马望长安而走”。（第九十三回）即使面临如此困境的他，这时也没想过投降，用感人的笔墨刻画出姜维穷途失路、报国无门的悲愤。这样，一方面显示了姜维的杰出才干，勇可胜赵勇，智可敌孔明；另一方面展示姜维任职曹魏时的忠诚，突出了诸葛亮的高深智慧，反衬了马遵、夏侯茂等人的愚钝，并解释了姜维归蜀是迫不得已。
姜维的归降，使诸葛亮喜出望外。首次交谈，就推心置腹的表示“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见伯约，吾愿足矣。”并认为“吾放夏侯茂，如放一鸭耳。今得伯约，得一凤也！”（第九十三回）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为此后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北伐大业设伏。尽管正史里并未记载姜维为孔明的指定接班人，但从《三国志·姜维传》诸葛亮评价姜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的一番话，可看出作者构造这一情节的合理性，突出了两人在精神上、事业上的继承关系，也为姜维日后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而为蜀汉尽忠埋下了伏笔，使整部小说的结构更为完整恢弘。对儒家“忠义”理想的恪守和实践是诸葛亮、姜维生命中不曾放弃的“主旋律”，由此人格精神上升的“北伐中原、恢复汉室”的政治理想，为其生命注入不可解除的责任感，这也是造成其共同命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伐中原继遗志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实现了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他临终前指定蒋琬、费祎分别为以后的丞相接班人，姜维被封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这为后来的九伐中原奠定了基础。此时的姜维刚三十三岁，雄姿英发，正是青年有为的时期。人们似乎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蜀汉的前途和希望，在小说中作者是把姜维作为诸葛亮最理想的接班人来写的，这可以从作者处理叙事时间与客观历史时间上看出。
从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到延熙十六年费祎遇害共是十九年（234-253），小说只用三回就交代了；而从姜维以夏侯霸降蜀为因，开始“九伐中原”，到后主投降，姜维死于乱军中，只有十一年（253-264），小说却用了十三回。这样写，一方面是考虑到演义小说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丰富性，因为《三国演义》本是一部描写战争的小说；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心目中诸葛亮的接班人是姜维。诸葛亮逝世后，姜维成了蜀汉的中心人物，全书最后十几回都是围绕其“九伐中原”来写的，对蒋琬、费祎则着墨较少，这样明显表达了作者的倾向性，即赞成姜维的北伐，对其积极进取、屡次北伐给予支持和肯定。
猇亭一役，蜀汉元气大伤，多年惨淡经营的基业毁于一旦；更为痛心的是，荆州因关羽的大意而被吕蒙偷袭，使隆中决策提出的“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第三十八回）的计划落空。三国中后期真正归属蜀汉的只有益州和汉中，并且“益州疲弊”，其实力与坐拥广大中原地区的曹魏悬殊，甚至逊于占据长江天险的孙吴。联系此时的三国形势，对小说后半部分诸葛亮一反蜀汉创业前期的潇洒豪迈而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就不难理解了。到姜维执政时期的蜀国，形势更为不利：后主宠信宦官黄皓，皓与大将军阎宇狼狈为奸，阴谋陷害，对姜维构成极大的威胁；蜀国大臣们大都不赞成伐魏，如费祎执掌蜀国大政时，对姜维每次伐魏，“与其兵不过万人”，甚至武将也有对北伐持怀疑态度，如张翼就说“蜀地浅狭，钱粮浅薄，不宜远征；不如据险守分，恤军爱民，此乃保国之计也”（第一百十回）。此外，蜀汉的盟国孙吴也是内乱四起，无暇自顾，几次联合攻魏都以吴国的率先失败而失去战机。由此而知，姜维北伐的成功希望是何其渺茫。
小说把姜维塑造成了一个大胆无畏，为信念奋斗一生的英雄形象。作者没有认同陈寿对姜维“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的评价，而是正面歌颂了姜维不屈不挠的斗争经历，使小说结尾十几回仍充满了曲折性、戏剧性。“六出祁山”与“九伐中原”都有很多情节相似，如困司马、斗阵法等。更让读者扼腕的是，孔明和姜维的北伐均有在占据有利条件，快要战胜对手时，却被后主遣使召回的情节，使英雄的抗争功败垂成。这让人明白了：蜀汉人心的不一，后主的昏愦，才是导致其灭亡的主要原因。
诸葛亮每次北伐，念念不忘的是“先帝”，这在《出师表》中屡屡提及：“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惟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等等。而姜维念念不忘的是“丞相”，如一伐中原时，奏后主道“臣愿领王师，即以霸为向导官，克服中原，重兴汉室，以报陛下之恩，以终丞相之志”（第一百七回）；三伐中原时，又对部将说“今吾既受丞相遗命，当尽忠报国以继其志，虽死而无恨也。”（第一百十回）一个是报先帝的知己之义，一个是报丞相的知遇之恩。作者在叙述诸葛亮与姜维形象的笔墨中注入了深深的儒家忠义思想、知恩图报思想以及古代儒家士大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承担勇气，令人读来深受感动。试想一下，蜀汉后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姜维，完全可以选择降魏或者废掉后主另立他人，但秉承忠贞信念的他仍在“贤人日退，小人渐进”的时代力图挽救蜀汉大厦，时刻保持着对北伐志愿的推崇和“将以有为也”的抱负，这与曹魏代汉与司马代魏表现出来的尔虞我诈形成了强烈对比，让读者在比较中对后者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和缅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武侯对他的知遇之恩，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去实践着武侯的遗愿。纵观整部小说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均是既带着鲜明的性格，又拖着沉重的精神锁链，但正是这种承担，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加强了全书的悲剧性，并深深契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心理，在小说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成都身死有余哀第八次北伐，姜维与邓艾酣战正激，却被后主听信黄皓馋言，三道诏书召回。北伐变得困难重重，希望渺茫。姜维只得听从郤正之言，前往沓中避祸以求保国安身。“蜀之伐魏自此终，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见汉不灭贼，则贼必灭汉，此正武侯‘不两立’之说也。”正如诸葛亮所料，蜀一旦停止伐魏，魏就开始谋划伐蜀。面对魏国的进犯，姜维一边具表奏请后主派将把守阳平关和阴平桥，一边自起沓中之兵防御。但因黄皓隐匿，后主昏庸，使魏国伐蜀势如破竹，邓艾先至成都，后主降魏，并派人招降姜维。
此时的姜维，孤军守在剑阁，前有钟会大军，后无援兵接应，势单力孤。按照常理，国君已经投降，臣子更无须抗争。但事实不然，姜维在这种困境下依旧企图最后一搏，扭转乾坤，那就是伪降：先取得钟会信任，挑拔钟、邓二人关系，然后夺得兵权，恢复蜀汉社稷。就计策本身来看，不失为一条妙计，但由于秘密泄露，反被魏将先发制人，钟会被杀。在战斗中，姜维心疼转加，拔剑自刎，显示了生命中最壮烈的一幕，“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回”的英雄至此结束了生命，全书的悲剧气氛在这里又达到了一个高潮。
姜维的死是人物性格刻画的最后完成，他希图恢复、至死抗争是其挑战命运局限的最后一搏，是人生价值从凝聚走向毁灭的最后挽歌。他临终前的一呼“吾计不成，乃天命也！”（第一百十九回），更是值得千古英雄一叹！小说艺术的描写了姜维诈降成功，取得信任，忠心后主，兵败身死的一系列活动，成功刻画了一个忠心汉室、为信念殒命的英雄形象，获得了读者广泛的支持和同情。毛宗岗评点说“姜维不死尚为刘”，而姜维的一死，让蜀汉最后的希望烟消云散，预示着作者追求的“明君贤主、忠臣良将”理想的破灭，全书悲剧思想得到进一步得到扩展和升华。
悲剧的主要因素就是对苦难的抗争和美好事物的毁灭，“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悲剧通过英雄的毁灭展示了人性中最美好最悲壮的一面，展现了人在斗争中的生存价值以及人的尊严，全书描写最成功的人物———诸葛亮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从某种程度上说，姜维沿续并补充了诸葛亮的精神和形象，将全书的悲剧性进一步深化。面临无力回天的现实，悲剧人物在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里，高扬了政治理想，顽强实践着广大士人和普通民众的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尽管诸葛亮、姜维的伐魏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坚贞不屈的意志、刚烈悲壮的抗争精神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审美共鸣，使这部小说成为我们民族雄伟的历史悲剧，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