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以“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的诗赋创作，在西晋文坛上占有极高的地位，他的《三都赋》留下“洛阳纸贵”的佳话。因曹魏、西晋皆建都洛阳，很易造成三都之“魏都”以描写都城洛阳为主的误会。但正是这一易于产生误会的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左思《三都赋》为何不以洛阳为主，而选择了作为陪都的邺都？又为何造成写邺都而“洛阳”为之纸贵的轰动效应？皇甫谧《三都赋序》言左思创作《三都赋》的目的是“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由此可见，左思选择与描写的邺都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本文拟从晋承魏统的正统观、文化地理观、征实的创作倾向，探究《魏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并对“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左思《三都赋》晋承魏统的正统观与邺都的选择
晋承魏统的正统观涉及左思创作《三都赋》主旨及目的。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指出。《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①[1]7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言：“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2]卷五一，378“是非”是什么？“众惑”又表现在哪里？臧荣绪及李善均未说明，王鸣盛显受启发，明言“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看来在或“抑”或“申”魏、蜀、吴三都问题上是有争论的，而左思作《三都赋》的目的是“申”三国时的“魏都”并借此表现“晋承魏统”，有明显的现实用意。
就《三都赋》文本本身来看，王鸣盛的观点是成立的。《蜀都赋》在描写的过程中，有两处笔墨值得注意：一是开篇在夸耀蜀都之前，西蜀公子所言“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天文地理，九州各有其域，万国杂列其中。曹魏之前，周汉都城皆在河洛，即“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西蜀公子在具体夸耀“蜀都之事”前言及此事，有为蜀都争“帝皇之宅”与“王者之里”的用意。二是赋文结尾在述及蜀地人杰地灵、公孙述与刘备称帝自王后言：“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最后总括一句：“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因此赋是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对话，故此处的“兼诸夏之富有”系指东吴，东吴既然兼有，暗指西蜀之缺失。那么，东吴所兼何指呢？诸夏指中原，“富有”语出《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唐孔颖达曰：“以广大悉备，万事富有，所以谓之大业。”[3]78《文选集注》引《抄》曰：“言虽有中国富多所有，亦不如我蜀之无赀量也。”[4]79把“富有”理解为物质上的，恐失之于偏。从《吴都赋》来看，吴之于蜀，相对而言，其历史文化悠久，有周太伯、延陵季子之余风，此“富有”更多指向文化传承上的“富有”。但在西蜀公子看来，在两汉之际与汉末三国时代，蜀地成就了公孙述与刘备的帝王之业，特别是刘备，作为汉室刘氏之后，西蜀公子称其为“刘宗”，有延续汉室帝脉的意味，故云吴“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即蜀都的地位无可限量。
继《蜀都赋》后的《吴都赋》，东吴王孙批驳西蜀公子之言，一方面追溯历史，以吴为舜及秦皇汉武游历之地，而蜀没有王者遗迹可观；另一方面，蜀地虽有山川之阻，但从“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来看，蜀地实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这为东吴王孙的夸吴提供了前提。与西蜀公子一样，东吴王孙也落入夸耀东吴“巨丽”的套路，只不过在此之前，东吴王孙首先祭起了周太伯与延陵季子的高节克让的大旗，这是蜀地所不具备的文化遗产。而周太伯与延陵季子的谦让之风以及吴王阖闾与吴王夫差的霸业，更足以说明东吴悠久的文化历史与王者风范。这样的条件即使与中原相比，物质上也令中原贵其宝丽；人文与文化上，舜禹南巡没齿忘归，说明东吴奇丽的山川对舜禹这样的圣人的吸引力。由此亦可见西蜀与东吴的巨大差异，正如萤火之光与太阳无法相提并论。
上文言及，西蜀公子曾说蜀地山川险阻，“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称刘备为“刘宗”，显然有视西蜀为汉室血脉的用意。而东吴王孙虽未明显作出批驳，但从他言“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来看，将“刘宗”改为“诸葛”，很显然并不承认西蜀公子“血脉”正统的观点。《魏都赋》中也出现“刘宗”一词，即魏国先生所说的“刘宗委驭，巽其神器”，而此“刘宗”是指汉献帝而非刘备，因而，魏国先生也不把刘备当作汉室的正统血脉。如果我们将西蜀公子的观点概括为“汉蜀血脉正统论”的话，那么，对东吴王孙的言论我们可以用“周吴文化正统论”代之。而“周吴文化正统论”不仅仅是一种遥远的文化传承，而且从东吴王孙强调的周太伯与延陵季子之谦让之风来看，对曹魏假禅让之名篡夺神器的做法无疑也是一种嘲讽。
不论是西蜀的血脉正统观还是东吴的文化正统观，两者都与周汉政治和文化相连。曹魏在这两方面不能求得理论支持，唯有以禅让即天命的方式，突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曹魏政权的真正建立虽始于曹丕，但从禅让的角度论曹魏的正统，为了突出曹魏应天承命所具备的政治实绩，就不得不从曹操封魏王、开基业写起。具体到都城，曹操在封地魏国建立的邺都无疑比洛阳承载着更多的政治业绩与文化内涵。因而，贯穿《魏都赋》的一个核心就是突出曹操在汉末动乱中的武功与文治，突出他重整天下的功业。《魏都赋》中魏国先生面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言论，在“将语子以神州之略，赤县之畿。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枢机”时，首先总论魏武帝曹操开国之初所面临的汉纲解纽、天下动乱的现实，洛阳惨遭兵燹，天下化为战场，名城尽为丘墟。魏武帝曹操建国魏地，在邺城建都，是受自天命。在对邺都进行铺陈描绘之后，又着重歌颂了曹操的武功与文治、四夷归顺的王者气象以及嘉祥纷至、曹丕应天禅汉的情形。但也写到了魏帝曹奂禅让司马氏的魏晋禅让，并颂扬了曹魏的禅让美德。曹氏禅汉是天命所致，曹氏禅位于晋，也是“天禄有终”使然。故曹氏禅汉称王与让位称臣，深得天人之道，其至公的品德可与先代以禅让闻名天下的圣君相媲美。可以看出，对兼负禅代与禅让双重命运的曹氏，左思都以赞美之笔表述之，突破了朝代兴衰存亡的道德评判，其用意一方面是在三国鼎立中突出曹魏的正统地位，更深层次的是为晋承魏统的说法寻找理论依据。故赋最后言：“亮曰：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安得齐给守其小辩也哉！”所谓“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即是强调一统乃天下之至道。而“世不两帝”，一方面是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争正统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对西晋禅代曹魏后一统天下的歌颂，所谓“天经地纬，理有大归”，明显指向西晋的一统。
可以说，《三都赋》反映了三国鼎立、南北对峙情形下的正统之争，魏、蜀、吴三国所争并非建都问题，而是正统问题，深层指向则是承继魏统的西晋王朝的正统性与政权合法性问题。此赋从都城的角度说明曹魏禅汉的正当性与合天命，唯有邺都能担当起如此重任。
二、《三都赋》的文化地理观与邺都的选择
“日不双丽，世不两帝”的天下一统的正统观看似是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但与文化地理观有着莫大的关联。《三都赋》在表述正统观时，始终体现出文化地理观的观照，这也是《三都赋》选择邺都进行描写的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三都赋》中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对西蜀与东吴的山川地势、地方物产、风土人情等方面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夸耀。《蜀都赋》中西蜀公子夸耀“蜀都之事”，先写蜀地东南西北的山川形势，各方物产，接着重点写成都的地势、物产、富庶与繁华，最后称扬蜀都的人杰地灵，远则有传说中的化碧苌弘、望帝杜宇，“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如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与扬雄，以及于蜀地称帝自王的公孙述与刘备。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西蜀公子在称述蜀地山川形势、成都富庶繁华之后言：“焉独三川，为世朝市？”刘逵注：“张仪曰：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言下之意谓蜀都亦自可与三川周室之地相媲美。黄侃《文选平点》更言：“此言正统不必在中原，自金行南宅，盖信此言为非谬。”[5]卷四，54西蜀公子所言“蜀都之事”并非一般的地理与物产的夸耀，而是通过此种夸耀表示蜀汉立国的自然、物质与人文条件。与吴、魏相较，西蜀开发相对较迟，故对西蜀的历史只用“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一句带过。很显然，西蜀公子的夸述是为了说明蜀地具备“帝王之宅”、“王者之里”的条件，《蜀都赋》在“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的夸述中，为蜀都在三都中争地位的用意甚显。
在东吴王孙看来，东吴不仅在文化上胜出西蜀，即使就地理论都而言，蜀国也是无法与东吴相比的。东吴王孙夸述了东吴的建都历史，赋从“徒观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根柢，开国之所基趾”讲起，其用意在于突出自周泰伯至吴王夫差，吴在周代，世世称王的历史。“所以经始，用累千祀”，即经营都邑之初，就有累代相传的用意，所谓“宪紫宫以营室，廓广庭之漫漫”。降至孙权，“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他效法吴王阖闾与夫差的做法，建起了神龙、临海、赤乌等著名宫殿，雕栏画栋，富丽堂皇。孙权于229年四月于武昌称帝，九月迁都建业。故赋中云“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思比屋于倾宫，毕结瑶而构琼”，应是指孙权迁都建业后对都城更进一步的“夸丽”建设而言。赋的主体部分虽然是重在表现东吴的“巨丽”，但“巨丽”的背后有东吴王孙夸耀的理念，即地势的屏障、物产的丰富、繁华的都市及悍勇的将士与尚武的民风，这一切都是东吴称王条件，也显示了东吴具有的王者气象。
我们不难看到，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在所持正统论上虽有驳难，但在对都城的建设上都趋于夸耀，在地域的态度上均是倾向山川形胜、物产丰饶与都市繁华方面的夸饰。
《魏都赋》是魏国先生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二位的批评。魏国先生的批评有个总纲，即“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这一总纲，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天子所居之地与都城所在的位置都以中原地区为喉舌，而不是边远地区为襟要的；二是从治国的理念上看，能够长治久安与造福百姓的，是以道德作为治国的屏障，而不是依靠险要的地理作为保护。而这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即中原地区比西蜀与东吴更具文化地理上的优越性。因而，魏国先生无论是对两者的批评还是对魏国的褒扬，也都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对吴蜀二人的言论，魏国先生就是将地处僻远与文明缺乏联系起来进行批评的。在《魏都赋》的开头，魏国先生明确指出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竟不能明晓曹魏禅汉作为天下正统的意义，不能称臣朝觐于曹魏，却与蛮夷相随，安于绝域，荣其纹身，恃山川之险，吐夸饰之辞，言行与王者之义相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他们没有意识到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优越及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所谓“剑阁虽嶛，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虽濬，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恃险与失王者之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赋的结尾，魏国先生更是对两国的地理与风俗进行了贬抑，如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夸耀的山川之胜，魏国先生则认为吴蜀两国实乃山阻水险、日月亏蔽、潮湿秽浊、暑气瘴疠、毒虫猛兽出没之地，秦汉时乃罪人流放之处，人的相貌丑陋，虚弱寿短，民风俗陋，不讲威仪，缺少法度。而更可怕的是“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西蜀多山，蜀人多与禽鸟为伍；东吴多水，吴人多与鱼鳖为伴。而两个“自以为”意在嘲讽蜀吴民风俗陋而不自知。吴蜀两国“虽信险而剿绝。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成都迄已倾覆，建业则亦颠沛”，明确指出僻处边夷与文化缺失是导致蜀吴灭亡的根本性因素。
魏国先生将地域与文化结合起来，这既是批评蜀吴的文化地理观，也是赞扬曹魏的文化地理观。魏武帝曹操在汉末动荡、洛阳残破的情形之下，于魏地开创基业，在邺城建都，一是因魏在冀州分野之内，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生活着舜、禹的后代，是先王的故土，有列圣的遗迹。二是魏地“考之四隈，则八埏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即魏地处天地之中，霜露所均，天地所赐易生之地，完全不像僻处边远的西蜀与东吴，熇暑瘴疠。且魏地疆域，“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文选》张载注曰：“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内、魏郡，北得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东得平原，西得东平，凡十郡，以此为魏之本国，盖冀州之地。”曹操所建“魏之本国”主要处于河北平原，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物产丰富，适宜人居。三是风俗淳厚，即使衰世，盛德仍被之管弦。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天时地利与人文积淀的魏地，曹操应天之命，于魏地开创了大业。
从魏国先生对西蜀与东吴恃险夸述的批评以及对曹魏地域的界定，可以看出左思的文化地理观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他继承了北方地域文化中心论。从现存文献看，于省吾先生《释中国》根据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一词及《尚书·梓材》，指出“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并认为“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西周时代才进一步以中土与四外方国对称”[6]1516-1517。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极度膨胀化的国家政权意识，形成大一统时代对边远四方的地理控制方式，要么采用德柔的方式即以德徕远，要么以北方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优越感排斥边远四夷，乃至放弃对边远之地的控制。西周穆王将伐犬戎，祭仲就劝谏穆王应以德徕远，而不是师出无名，无端征伐。西汉时汉武帝开发四边，当时大臣如公孙弘、田蚡、淮南王刘安等就以西蜀、闽越等乃边远无用之地，劝谏汉武帝放弃。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珠厓（在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又反，贾谊曾孙贾捐之建议放弃珠厓。贾捐之所作的《弃珠厓议》②一文首先否定了以实际疆域大小作为判断国家强盛的依据，提出仁者无疆的文化地理观。虽然在左思之前中原文化中心论的观点更多侧重于中原对四夷或征伐或羁縻的政治策略考虑，左思《魏都赋》更多是引用这一文化地理观论述以曹魏正统的地位，但左思受到传统的北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是无疑的。此外，左思《魏都赋》中对西蜀与东吴之地山川民俗的贬抑，也多有沿袭刘安与贾捐之之处。如《魏都赋》言：“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贾捐之就有过这种对吴蜀百姓如禽鸟鱼鳖的贬损言论，如其《弃珠厓议》言：“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又言“其民譬犹鱼鳖”。又如《魏都赋》言：“山阜猥积而崎岖，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薮石留而芜秽。穷岫泄云，日月恒翳。宅土熇暑，封疆瘴疠。蔡莽螫刺，昆虫毒噬。”吴蜀僻处险要，气候不宜人居。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云，越地“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7]2777-2785。贾捐之《弃珠厓议》也言，“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由此可见，其间的思想与表达的传承是显而易见的。周汉一统时代形成的强大的北方中心的文化地理思维，在魏蜀吴三国建都与正统的争论和陈述上，很显然成为魏国先生重要的理论依据而在赋中得到集中阐述。
曹丕于220年十月禅汉，于次年迁都洛阳，至265年魏帝曹奂禅位司马氏，洛阳为曹魏都城长达45年。而从洛阳的文化地理意蕴而言，洛阳在西周就已确立了北方地理与政治中心的地位，从这一角度而言，左思选择洛阳作为魏都的代表，似比选择邺都更为合理。但如果我们将邺都的选择放在《三都赋》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三都赋》所要表达的主旨不在于建都的优劣，而在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对魏国而言，以禅让确定其正统地位是其焦点之一，而正如上文已指出的，邺都承载着魏武帝曹操奉天创魏的历史业绩，这是左思在继承北方地域中心文化地理观的同时，又选择邺都加以描写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从西周开始，洛阳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中国四方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一统时代政治中心的地位。西周虽然建都镐京，但从周武王开始就营建洛阳，说明洛阳在政治与地理上的重要意义。东汉定都洛阳，东汉前期光武帝、明帝及章帝三朝存在定都洛阳与长安的争论，东汉前期出现的京都题材的赋作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汉明帝“述颂汉德”的政治导向下，班固《东都赋》将长安与洛阳进行对比。其中言：“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1]34-35五个对比句式连贯而下，就是为了突出洛阳在一统时代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政治上的意义。隋炀帝继位伊始，准备迁都洛阳，发诏天下时仍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域与政治地位作为迁都洛阳的理由，并说明自古帝王皆留意洛阳，或因九州未一，或因财政问题，未遑顾及“作洛之制”即迁都或修缮洛阳③。洛阳在汉末动乱尤其是董卓之乱中遭受兵燹，残破不堪，虽经魏文帝与魏明帝等多次修缮，然无法恢复昔日的繁华。曹魏立国之后，大臣谏阻帝王的两大事情，一是对外要谨慎兴兵讨伐吴蜀，二是对内谏阻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二帝在修缮洛阳的过程中，遭到曹魏大臣多次谏阻。陈寿《三国志·明帝纪》评曰：“于时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8]115也认为大修宫馆是四海分崩、百姓凋弊之时的不当之举。且曹丕虽禅汉称帝，但尚未统一天下；虽定都洛阳，但不具备一统天下的资质。洛阳作为一统天下的中心地位的意义与价值，在三国时的曹魏并未完全具备，既都洛阳而又一统天下的历史任务是由禅魏的西晋来完成的，这既是左思《魏都赋》虽未以洛阳为主，但在赋的结尾强调“日不双丽，世不两帝”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魏都赋》选择邺都进行描写的又一重要的文化地理因素。
三、左思“征实”创作观念与“折之以王道”的邺都描写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是赋体的特征，就“体物”与“写志”的关系而言，从宋玉到左思，赋体创作与批评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改变。一是从宋玉至西汉末期扬雄，赋体的“体物”主要表现为“铺采摛文”，即运用华丽的语词对所刻画的对象进行铺陈描写，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讽谏，即“写志”，但赋体创作往往产生如扬雄所说的“劝百讽一”的效果。第二次主要改变是在东汉前期，以班固《两都赋》及《两都赋序》为代表。班固的《两都赋序》提出了赋体创作应以颂美为主，从而使赋体创作走出了前此“劝百讽一”的“体物”与“写志”之间的矛盾与困境，但如何处理好“体物”与“写志”之间的关系，班固并未作进一步思考。左思的《三都赋》及序以及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前人赋体理论与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在理论上对赋体“体物”与“写志”如何完美结合进行了阐述，并在创作中加以实践，这是第三次大的改变。就左思而言，他的核心贡献就是赋体“征实”创作观念的提出与实践。
左思在他的《三都赋序》中首先表达了对赋体“体物写志”功能的看法。很明显，左思对赋体“体物”与“写志”两者关系的看法，受到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观点的影响，即赋体“体物”描写要“丽”，但要以“则”为指归，也即“体物”要为“写志”服务。他认为，如果“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辞则“丽”矣，与“义”则有害，所谓“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在此基础上，左思提出了征实的创作理念，即对赋中所描写的山川城邑、鸟兽草木、风谣歌舞、耆旧人物，要稽之地图、验之方志、各附其俗、莫非其旧。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左思征实观念描写层面的所指，而忽视了左思对征实表现手法的深层所指，即左思自己在序中的进一步阐述。文曰：“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如果描写有悖于事实，则不会取信于人，更深层的是影响到人们对其所美之物、所赞之事的怀疑。左思引用《虞书》、《周易》之言也有这两层含义：其一，禹作九州，从地理角度言强调诸侯所居方位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其二，深层是指“任土作贡”，是让各地以道里均等担负起诸侯国的赋税与责任，从政治角度言则是明君臣之义。左思最后引经据典，也是将地理方位与政治伦理联系起来考虑的。
左思以上两方面的征实含义，在皇甫谧的《三都赋序》④也有明确的表达。皇甫谧之序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肯定赋为“美丽之文”，不过皇甫谧又认为“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这与扬雄强调并为左思所接受的“诗人之赋丽以则”一致。其次，因是给左思《三都赋》作序，他在叙述了赋体发展历史后特别指出，“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并认为“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指出司马相如等人赋作地方物产、风俗人情描写的失实，以及这种“虚张”之风甚嚣尘上，这与左思所看到的问题是一致的。最后，评述了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主旨及其价值。他认为，三国鼎立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分割而王，同时还包含三国各争正统的政治上的交锋。皇甫谧以他对赋体特征的认识，认为从疆域分野、物产众寡、风俗清浊、士人优劣等方面来看，吴蜀与魏不可同日而语。而吴蜀两国之士各以其所闻为是，各以其土为乐，各以其民为良，皆是曲士之说，非方家之论。而魏国先生说“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其目的就是以这种征实不诬的描述，“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可见，皇甫谧对《三都赋》征实描写的评价也没有局限在“披图而校”与“按记而验”的描写上，而是提高到以魏都为正、合于王道的高度看待与评价的。
左思的征实观在《三都赋》中都有体现。《蜀都赋》与《吴都赋》中，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各自夸述都是为了说明西蜀与东吴各自具备的称王条件，从而为争正统寻找理由。而在魏国先生看来，二人的偏执和出言悖于王者之义，正在于他们对西蜀与东吴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夸述及认识的荒谬。故《魏都赋》中魏国先生对邺都建置、风土人情、魏王狩猎等方面的描写，其特征不仅在于描写的征实，而且还表现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合乎王者之义的观点。首先，赋交代了建设邺都的理念，即“兼圣哲之轨，并文质之状。商丰约而折中，准当年而为量”。邺都的建设参考了前代都城建设的一些做法，如模仿参照的长安、洛阳及天下都邑的建置，继承借鉴了唐尧、夏禹、古公亶父、周宣王节俭修缮宫室的精神，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文质并重，丰约折中。其次，赋以规整的笔墨铺陈了邺都的建置、主要建筑以及高台苑囿、市集商贸等情况。赋首先对魏都的正殿文昌殿进行了描绘，接着描写了位于文昌殿东面的听政殿及位于听政殿前的宣明、显阳、顺德、崇礼四门，以及尚书台、御史台、符节台、谒者台、内医署等各类官署。听政殿后是后宫所居之地，写到了鸣鹤堂、楸梓坊、木兰坊及温室等。文昌殿的西面是林圃池苑，即铜爵园（张载注：“文昌殿西有铜爵园”）。园中兰渚莓莓，石濑汤汤，弱葼系实，轻叶振芳，奔龟跃鱼，驰道栋宇，连接相引。再往西，就是著名的三台（张载注：“铜爵园西有三台，中央有铜爵台，南则金虎台，北则冰井台”）。三台拔地耸立，长廊圆环，丹墀层构。屋脊上雕刻的云雀矫首独立，雷雨未半，皦日复照。春服登台，目览八极，于焉逍遥。三台不仅是登高览胜之处，同时还兼有军事堡垒的作用。邹逸麟先生云：“邺城西北三台建筑则是在特殊的社会和地理条件下出现的。邺城处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因筑三台‘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具有象征政治权势和军事堡垒的双重作用，其渊源无疑是来自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普遍出现的坞壁庄园。因而此后都邺的后赵、前燕、东魏、北齐无不对三台进行加固和修缮。”[9]141我们从赋中对三台牟首、阁道、晷漏的配置以及兵器、禁兵的保卫安排，以及高城深洫、高楼大门的建设，都可以看出城西三台重要的防御作用。此外，邺城之西还有著名的玄武苑，其中硕果灌木，大树幽林，竹林葡萄，回渊积水，蒹葭香蒲，丹藕绿菱，鸟飞鱼游，各有栖所，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樵苏渔猎，玄武苑成了魏王与民同乐之地，这无疑是孟子思想的体现。赋进而写到了邺都郊野的利于民生的水利，富有生机的原野，甘食美服的百姓。而都城内部，街道四通八达，漳水流经其间，中有石桥沟通南北，水道两旁青槐荫途，车马行人，熙熙攘攘。其间官署与闾里相间错置，如官署有奉常寺、大理寺，闾里则有长寿里、吉阳里、永平里、思忠里以及位于后宫东面外戚居住的戚里等。对邺都内的集市，赋不仅描绘了商贸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突显了市贸不居奇、崇实用的精神，即赋中所言“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浓”。《礼记·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鬻于市……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10]1344赋中所言“不鬻邪”很显然也本于儒家经义。
即使赋在对邺都的描写之后述及曹操武功、文治及藉田讲武活动，也无不本着王义的原则加以描写与评价。如写曹操武功，突出其在汉末动乱之际的“克翦方命”即讨伐不廷的道义；武功告成之后，魏武帝“斟《洪范》，酌典宪，观所恒，通其变”；而天下归顺、置酒文昌殿时，也是“延广乐，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茎”；其“藉田以礼动，大阅以义举”，藉田以礼，讲武以义，一切活动皆本诸王义。
正是以上一切合乎王义的表现，使魏国山图其石，川形其宝，祥瑞毕现，大魏应天之命，禅汉称帝。可以说，《魏都赋》对邺都以上两个层面的征实描写与阐述，使“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三都赋》宗旨得到更有力的说明。
四、《三都赋》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形成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由以上分析可知，《魏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是为了表现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左思《三都赋》对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与表现有着深层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今天我们阅读《三都赋》，想到更多的是“洛阳纸贵”的佳话，以至于我们会产生《魏都赋》是描写洛阳的误会。但《三都赋》为什么成为“畅销书”，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由于左思请名人作序，产生伯乐相马的名人效应，见于《世说新语·文学》篇及《晋书·左思传》中的记载。还有一种说法是《三都赋》兼具类书字典的性质，故人人传抄。如袁枚、章学诚、章炳麟、钱钟书等人都有类似的看法，这也是目前解释洛阳纸贵的主要原因。但洛阳纸贵除了伯乐相马的名人效应及兼具类书的功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我们从张华的赞美及张华对《三都赋》产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11]2377的阅读体验，以及才子陆机欲赋三都却辍笔的改变，可以这么认为，《三都赋》产生的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除了名人延誉或兼具类书的性质这些原因之外，与《三都赋》契合当时文人士大夫对三国迄于西晋争夺政权正统这样重大的建国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联。
《三都赋》表达的魏为正统、晋承魏统的正统观，有三国争统的历史背景与晋朝确立正统的政治需求。随着曹丕、刘备、孙权先后称帝，三国鼎立局面的正式形成，三国之间或盟或战，时有变化，但三国各自以天命自居正统，始终贯穿整个三国的历史。曹魏自以禅让之名自居正统，《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详细援引了当时主要王公大臣诸如李伏、刘廙、辛毗、刘晔、桓阶、陈矫、陈群、王毖、董遇、许芝、司马懿、郑浑、羊祕、鲍勋、武周、刘若、华歆、贾诩、王朗等前后三番五次上书奏请曹丕应天承命、禅汉称帝的奏书，从中可以看出，曹魏以禅让之名自居正统，也是当时曹魏主要王公大臣普遍认可的。
当然，曹丕禅汉称帝，不可能得到蜀吴的认同。曹丕称帝后的第二年，蜀汉王公大臣许靖、麋竺、诸葛亮、赖恭、黄柱、王谋等奏请刘备称帝时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名讳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8]888-889视曹丕禅汉为篡弑，视刘备为汉室之后。刘备在群臣的拥戴下，以汉室刘宗之后的名义，在成都即皇帝位。曹魏不仅以禅让之名自居正统地位，同时对吴蜀还有处于华夏地域的正统优越感。如魏文帝黄初四年（223），魏大臣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蜀汉举国称藩。诸葛亮在这种情况下作了一篇《正议》，表达了他的观点：正统地位并不在于是否“处华夏”，而在“据正道”，即诸葛亮所谓“正议”之正也，同时文中指斥了曹魏禅让的虚伪矫饰[8]918-919。作于魏明帝太和元年（227）的《出师表》中言：“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8]920诸葛亮屡次北伐也都是“据道讨淫”、兴复汉室信念的表现。
东吴与蜀时战时盟，与魏时臣时否，也都是审时度势的外交策略，骨子里却也是以天命自居正统的。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孙权称帝，其《告天文》云，“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显然是对蜀汉自称是汉室命脉延续的否定。又言“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淫名乱制”，对曹魏禅让政权也加以指斥。又曰：“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8]1135-1136则完全把自己当作奉天承运的天子。孙权未把蜀汉看作正统，但为了争取与蜀汉联盟，派人使蜀，“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可见，蜀汉议者既不以曹魏为帝，同时也认为世不二帝，不同意承认孙吴称帝。诸葛亮为解除北伐中原的东顾之忧，“乃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也是权宜之计，诸葛亮始终没有放弃蜀汉为正统的观点[8]923-924。
西晋立国后15年才灭吴，天下一统。从一些史料看，灭吴前后仍存在着政权合理性即正统的争论。西晋前期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傅玄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灭吴前二年，他写过一篇《正都赋》，此赋虽已残，但肯定写于吴亡前。从其篇名来看，应是三国鼎立正统之争的余绪。如果说前引诸葛亮《正议》之“正”强调的是“据道之正”与蜀汉正统，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傅玄之《正都》之“正”，应是从都城的角度强调的是居天下之正，即“处华夏”之正，所包含的内容应与皇甫谧《三都赋序》言左思创作《三都赋》“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意同。身为东吴名将之后的陆机，他在吴亡后写下著名的《辨亡论》，虽然重点探讨吴亡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用人不当，但文中提到如果吴主能够从善如流，励精图治，吴不至于灭亡，或许仍能统一天下。他与弟陆云于吴亡后十年入洛，虽抱“志匡世难”的抱负，但遭北人轻视。陆机在洛阳为著作郎时，曾上表推荐贺循与郭纳，两人均是江南贤俊。陆机将两人多年不得晋升的情况扩展到政治与地域的关系加以阐述，尤其突出江南人士如扬州、荆州等地朝中无一郎官，而这两地均属吴旧地，很明显包含对于朝廷对“新邦”旧国不公的不平。可以说，虽然西晋一统，但三国争统的影响并未随着蜀吴两国的灭亡而消失，对南北士人的心理影响仍然存在。左思《三都赋》中魏国先生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居高临下的教育态度、赋中对偏于南方的西蜀与东吴的地域歧视，也都有现实的影子。所以，《文选》李善注所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应是有三国争统及其余绪存在的历史与现实背景的一种解释。
虽然从三国至西晋都存在三国争统的现象，其余绪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但由于西晋建立同样是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故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利用禅让确立其政权的正统与合法地位，是西晋统治者所积极提倡的。正始十年（490），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从曹爽手中夺回大权，此后其二子司马师废魏王曹芳、司马昭弑高贵乡公曹髦，文人士大夫嵇康与阮籍等人或显或隐的不合作态度，还有王凌、李丰、夏侯玄、毋丘俭、文钦、诸葛诞、钟会等人的不断谋反，都说明魏晋易代之际政治残酷虚伪，政权动荡不安。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情形之下，禅让之名无疑成了篡夺政权的遮羞布，承认曹魏正统、晋承魏统无疑成为确定西晋政权合法地位的有利的政权更替理论，这不仅是统治者提倡与宣传的观点，同时也成为由魏到晋的文人士大夫所认可的政治伦理。统治阶层不遗余力地加以引导、宣扬，魏帝的禅让文中明言“肆予一人，和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希望晋王司马炎“钦顺天命”，继承大统。司马炎也以晋承魏统以示天下，继位后的第二年，有司奏：“大晋继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这一奏议得到了晋武帝的批准[11]50，54。同年傅玄受命作郊祀歌，其中有云：“天祚有晋，其命维新。受终于魏，奄有兆民。”[11]680这种正统观也逐渐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政治伦理，如陈寿蜀亡后入晋，撰《三国志》，虽然学界对陈寿的正统观有所争论，但不难看出，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在《三国志》中无疑是明显处于主流的。《三国志》中对高平陵事变始末、曹芳被废的经过以及曹髦被弑的记述，与裴松之注引的其他一些史料及《晋书》的记载相较，都采用了一种有利于司马氏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晋禅曹魏的合理性。陈寿为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合写的《三少帝纪》的评论言：“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8]154对曹芳被废、曹髦被弑，陈寿均认为是自蹈大祸，对曹奂的禅让则褒赞有加。不管是陈寿刻意回避也好，还是陈寿的真实想法也罢，但至少以他史家的身份，反映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晋禅曹魏合理性的认同。
时至东晋，曹魏正统及晋承魏统的正统观发生了改变，习凿齿是代表。习氏著《汉晋春秋》，就直接以晋承汉，否定晋承魏统。《晋书·习凿齿传》载：“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这里的“或问”对“晋承汉统”论提出两个反问：一是魏武帝曹操功盖中夏，魏文帝曹丕禅汉建魏，如果说汉终有晋，晋承汉统，岂不抹杀了曹魏在历史上的功劳，怎能与实际情况相符？二是长期以来，晋臣皆认同晋承魏统，那么否认曹魏的正统，也就等于否定了晋的正统，晋臣岂能同意此种观点？这个“或问”非常具有代表性地说明了从魏迄于习凿齿时代曹魏正统、晋承魏统观点的普遍性。习凿齿的回答也主要是从以上两个反问展开的，首先他认为曹魏并没有结束三国鼎立局面，而“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其次，他认为“魏之见废，晋道亦病”的晋承魏统的观念是建立在“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的认识之上的，司马懿仕魏是“逼于性命，举非择木”，晋禅曹魏也不同于尧舜禅让。所以，习氏认为“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因而，“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晋承汉统“此乃实尊我晋也”。习氏的“以晋承汉”开后世“帝蜀寇曹”之说。据《晋书》本传载：“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11]2154-2158可见，习氏之所以著《汉晋春秋》，与当时权臣桓温欲篡晋有关，以此裁抑桓温野心。此外，与东晋政治中心南迁也不无关联。也可看出，对三国曹魏的态度绝不仅是对三国分出孰高孰下的一个历史评价问题，同时关涉到西晋与东晋对自身政权定位的重大政治问题。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三都赋》中左思以曹魏为正统的观点以及晋承魏统的看法，反映了曹魏以迄西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流思想。左思成功地运用了大赋的政治文化功能，巧设三人递转诘难，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这一时期魏蜀吴三国正统问题以及西晋政权正统问题的争论与思考。这不仅决定了左思《魏都赋》选择邺都进行描写，而且也是产生“洛阳纸贵”效应的深层历史与政治背景。
注释：
①本文所引左思《三都赋》和《三都赋序》及刘逵、张载、李善注皆出自《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文不一一注明。按，《三都赋序》李善注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文选》李善注本《魏都赋》未署注者，据此，《魏都赋》注者应为张载。
②文中所引《弃珠厓议》，参见《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0-2835页。
③具体参见《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1页。
④本文所引皇甫谧《三都赋序》，见《文选》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41-642页。以下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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