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时期的士人与武人
学者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有数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战事最多，外扰和内乱共计1677次，平均每年有4.6次。就魏晋来讲，三国鼎立，晋灭吴蜀，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王敦、苏峻反叛等大事件耳熟能详，魏晋是名副其实的“喋血时代”，这个时代仿佛武力主宰着一切。然而现实恐非如此，论整体性的社会地位，佩剑带刀的武人与舞文弄墨的名士难以相提并论。本文在下面进行阐述。
东汉末期中央政权腐坏，宦官弄权，豪族地主凭借对大量土地的占有权和对客与部曲的支配权，大肆扩张本族势力，修筑坞壁发展封建地主庄园经济、扩充武装，曹魏政权依靠豪族起家，汉末以私人部曲资助曹操起兵的荀彧和以财力、部曲资助刘备起兵的糜竺就是家资甚厚的豪族大地主，荀彧更是出自颍川高门。”《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邓艾传》称当时江东“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记有“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士族高门由初参政到后掌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先天的经济根基和后天的发展壮大。东汉末正值战乱，统治者需要得到大族豪强的军事、经济方面的支持，于是自曹魏起，统治者便对士族阶层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优待与特权。
魏晋玄学泛滥后，世人竟相向善玄言、以清谈自居的士族名人靠拢“以就其身价”，有的为揽社会地位、政治权利而狂热，魏晋时期尤其是东晋，崇仰名门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心态。尽管到了东晋王朝末期士族地位衰落皇权逐渐回归正统，但是士族文人身上仍然包裹着他们数世累积的光辉，而武人的社会地位依旧没有得到本质上的反转。刘宋王朝时期，寒门庶族执掌了相当的权利，著名的士族高门不再占据政权的中心地位，而玄学思想也不再是唯一的主导思想，儒学渐渐回暖，但是魏晋风流在文化信仰方面给世人带来的吸引力却没有消逝，学者宁稼雨指出“反而这种高尚的文化情操有助于弥补庶族政权的精神文化缺口。”刘宋的血光令上至刘义庆等皇族成员下到普通黎民百姓皆俱唏嘘万千，“世路艰难，不复跨马”，寄情文章，以远祸乱。可知到刘宋时期，骑马（习武）有不良政治动机的意味，轻武依然是保身求全之法。
二、武人的社会地位、及其与士族的身价较量
1.武人地位在政治上的流变。
秦代是个典型的重武轻文的时代，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以法家治国。一匡六合导致频繁征战，时人步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军功，社会尚武风气浓厚。武人，尤其是有军功的武人，其社会政治地位不置可否。秦始皇焚书坑儒，文人儒士的处境可见一斑。汉承秦制，高度集权。
《汉书・景帝纪》：“先是，吏多军功。”《二十四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四《百官志》：“汉之初兴，承继大乱，兵不及戢，法度草创，略依秦制，后嗣因循。”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略云：“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逮桓灵之间……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功臣多近儒》：“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
上述文献记载了秦至汉的入仕概况和文武分途的情况。大致序列为军功入仕、任侠成俗（秦到汉高祖时期）――文人勃发、儒学归正（武帝时期）――清议盛行（桓、灵二帝时期）。最初的清议针砭时弊、舆论乡闾，东晋时发展成为名士、知识分子间的玄学辩论。清议品评人物主要看其是否清廉高尚，而不是看其是否勇猛有武，评价标准明显不利于武人，评价结果决定被评价者的地位优劣。
董卓入洛后大量启用党锢之祸中被镇压的党人名士，曹操掌权后推行九品中正，唯才是举，士族文人得以翻身。魏时，曹操辟召各地知名之士主要由颍川荀彧、清河崔琰、荆州韩嵩等大名士举荐，据史传记载，荀彧向曹操推荐过司马懿、华歆、王朗、杜畿、孙资、仲长统等人，他们无一不是大姓、名士，曹魏政权近似于名士政权。九品中正制直到西晋都在为名士政权服务。东晋时期，士族政权如日中天，上文已提及，这里便不再赘述。
2.武人地位的削弱及其与士族的身价较量。
《世说新语・文学》：“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毒杀惠帝司马衷，改立晋怀帝司马炽，自己和王衍把持朝政，后政权被刘渊推翻，洛阳失陷。公元356年桓温讨伐围困洛阳的羌族首领姚襄，收复洛阳。桓温因有神州陆沉之失意慨叹，愤怒以王衍为首的清谈派（尤其是在朝中身居高位的清谈者）。直指王衍诸人追逐玄言虚无，不以国事为要，桓温认为王衍之流与国家衰败脱不了干系，其实他所言并不是没有道理，这点我们在后文进行论述。桓温虽在立大军功、掌握大权后渐生不臣之心，但他的北伐从客观上讲是益于国家的。“安西将军桓温将伐汉，将佐皆以为不可……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但恐克蜀之后，温终专制朝廷尔。’……温即灭蜀，威名大振，朝廷惮之。会稽王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权，欲以抗温，由是与温浸相疑贰。”“太宰武陵王唏好武事，为温所忌，欲废之。”（《资治通鉴・晋记・桓温废立》）大名士刘真长所言代表了皇帝和多数权臣的立场，他们有意识地牵制军功膨胀的武人。好武致祸未尝没有道理。帝王依靠武人开疆拓土守卫疆域，同时也忌惮武人实力过于强大威胁到其统治地位。在魏晋，炫耀武力显得不合时宜，原因其一东晋偏安江左，满足于现状，无心收复失地；其二衣冠士族蔑视武人；其三武人军威强盛只会给皇权和文人士族政权带来威胁，所以不被皇帝和朝廷重臣支持，抑制武人的壮大从某种程度上讲契合了统治者和权臣的需要；其四统治者专民事，止战息役更是普天百姓的共同愿望。《盐铁论・徭役》：“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正是对当时社会愤懑情绪的刻画。《资治通鉴》第八十一卷《晋纪》三：“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世说新语・识鉴・山涛传》：“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证实晋武帝时确有罢去多数州郡的兵，削弱了州郡的武力。士族文人提高自身政治层次后较为容易提高其家族地位。谢安出山，谢氏一族瞬间声名鹊起，后谢万竟因其兄为谢安而幸免于死。相反，桓温尚南康公主后也未能彻底颠覆他作为武人的“低于名士一等”的地位。《晋书》卷七九《谢奕传》：奕每因酒，无复朝廷礼，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门避之，奕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晋书》卷七五《王述传》云桓温为子求王坦之之女，坦之之父王述责坦之云：“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三国志・蜀志・刘巴传》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贤传》：“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蜀志》：“刘巴轻张飞云：‘大丈夫何暇与兵子语？’似飞椎鲁无文。”《晋书・后妃传上・胡贵嫔》：“争矢，遂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老兵”、“兵子”、“将种”即是带轻贬性质的词。魏晋时风不以军职为荣，东晋过江的北人中的武人处境略带尴尬，因为南渡的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胜流都是文化高门，以至于桓彝初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按《北堂书钞》卷六○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助明帝平王敦乱，“纠合义众”讨苏峻，桓彝不仅位在江左八达之列且志在立功，他依然倾向于靠拢胜流文人。学者赵立民有三国魏初“士人武人化”和晋初司马氏“武人士人化”的说法，遵循时代走势，这类说法是基本可以成立的。
三、武人社会地位的成因与影响
我们认为，魏晋武人的社会地位不高的主要因素为以下几点：
1.进仕制度的限制。
自汉代察举制起，军功入仕始受约束，贤良方正的士大夫们登上政治舞台。汉末盛行清议之风，评论人物的优劣，主要根据其是否廉洁、高尚等，而清议一般为乡里大姓名士所主持，他们充当功曹的角色，对人物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大姓操纵下的清议自然也是为大姓包括名士在内的利益服务的，至少能说大姓豪族地主在清议选举中占据了极大的便利和优势。清议容易抬高某些人的名望，这些人的名士形象一旦树立，就等于有了更高的台阶助他们步入仕途。曹魏九品中正制本以选拔俊彦为目的，但却开了计资定品的先河，为士族入仕降低了门槛，而为庶族寒门子弟求取功名抬高了门槛，成为了士族门阀延续的政治保障。西晋统治者延续九品官人之法的同时还施行六等分封制，对受封者进行赏邑封地，将司马氏皇族和异性世家豪族的政治权利推向顶峰，门阀政治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时社会呈现这样一番情景：士族高门经济实力不断扩充，政治势力日益攀升，伴随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显耀，士族豪门的自身优越感和庶族寒门之间树立起一道自发形成、无形却又有形的阶级屏障，门阀观念渐次升温。东晋王朝在琅琊王氏等高门的助推下诞生，其对士家胜族的依赖不言而喻，士族政权亦是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文人士族集团的崛起影响着时局的走势，更决定了社会“文人显贵”的状况，《三国志・吴志・孙坚传》：“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注引《吴录》说：“（王睿）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如此优越，得附上有地位、有社会影响力的文人这个限制条件。皇权的削弱与士族政权的强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士族文人和武人的地位较量与前者同理。
2.文化学术的兴盛。
东汉时期通过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战争，光武帝平定了新莽末年以来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光武中年以后，用兵减少，大兴儒学。时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颍容著《春秋左氏条例》，许慎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都流传后世，学术渐渐兴盛起来。
曹魏广开文化风气，三曹父子擅作诗文，在发展文学方面身体力行。曹丕《典论》谈到“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体现习文逐渐进入自觉状态。明帝时期出现了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他们不仅做文章，还首开玄学、服药、清谈的风气。到东晋以后名士们渐渐不作文章而流为清谈，究内圣外王、天人之际，与武事毫不相及。闲雅自高的文人名士引领社会风尚。壮志逞勇的武人遭受冷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东晋之际，北方士族与东吴士族结合后，东吴士族在书法、语言乃至于哭上，都效仿京洛。《抱朴子・外篇》三《饥惑篇》：“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借哉！”。《晋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斅之。”时江左士族以能作“洛下书生咏”为荣，记载中未见士族阶级以“善治武事”为荣的。
魏晋时期除了玄学和道教文化的传播还大兴佛教，多数统治者对佛教采取庇护态度，《全陈文》卷十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入者则尊，归依则贵，上不朝天子，下不让诸侯”“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小大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足见佛教被赋有免役特权和寺院经济之“发达”。佛教宣扬的“因缘果报”、“人死精神不灭”等教义迎合了世人的期待。不仅是士兵，就连平民也“皈依佛门”以逃避兵役。
3.社会思潮。
魏晋名士风流盛行，人们十分重视品行修炼，品格低下的人在社会交际中往往会受到排斥，修养到位、举止高雅者在社交中更能获得他人的赏誉与尊重。名士在魏晋是社会潮流的标杆，《后汉书・方术传论》云：“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无论是沽名钓誉还是真直高尚，总而言之代表了当下风气。可见魏晋武人的社会地位总体来讲是不高的，与文人名士相比难以望其项背。
影响：此番境遇里，武士们除了靠拢名士“以就身价”外，曾战无不捷的北府楚子集团作为当时最强的军事组织，在多次“易主”后未得到良好的训练和有序的管理，成为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工具，最终刘宋王朝占据了其领导权。至于梁末，南渡北人中有武力的豪族，他们的子孙后代与文化高门的士大夫一样“肤脆骨柔”，失去了曾经善战的能力，与《史记・商君列传》秦国“民勇于公战”相去甚远。
四、结语
魏晋武人社会地位不高并不意味他们就一无是处。多事之秋，非兵无以立国。自三国初到东晋末，有张飞、徐晃、钟会、邓艾、杜预、桓温、王敦、谢玄等等威名昭显的武将，其中不乏忠耿之士，他们有武功上的本领和军事上的谋略，骁勇善战，有保卫国家、开疆拓土之功勋，这些军功都为世人所首肯。如谢玄组建的北府兵精锐无比数力战功，尽管这只彪悍的军队在东晋后期渐渐腐化堕落，它的功绩依然标榜史册。魏晋多战事，武人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只是他们身处这个时代，受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局限，大部分武人未能像文人名士那样拥有高级的立世谈资。士族文人与武人的界限划分明晰，名士风流效应将其愈演愈烈，不仅文人名士不待见武人，武人自身也略有卑微之感，他们站在世风倒向的另一端，没有不绝的阔论和所谓的高深的修养，为名士和世道所轻贱。
参考文献：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
[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月.
[4]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4月.
[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6]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5月.
[7]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9年4月.
[8]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7年10月.
[9]赵立民：《汉魏晋之际武人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
[10]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