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原型是谁?金庸曾明确表示，“这个人物的由来主要是受海外华人的启示。”(2007年1月6日人民网)已有网友指出，这个“海外华人”就是香港华人爵士韦宝珊。既为清廷效力，又加入反清团体，多方投机而没有失手，这是两个韦爵爷的共同点。当金庸构思这部巨著时，受韦宝珊的经历和名字启发，给主角起了这么个名字，可谓顺理成章。当然，以韦小宝经历的复杂离奇，这个人物形象是糅合多个历史人物再加想象发挥而成。
1895年10月26日，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也称乙未广州起义)失败，至今已120年。起义的领导层孙逸仙、杨衢云、谢缵泰、陈少白、陆皓东等，都是西式教育的产物;在背后出钱出力的，是港澳新式商人、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起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不是另立一个朝代。乙未广州起义，与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造反绝不相同，可谓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乙未广州起义一枪未发即告失败，与韦宝珊告密有莫大的关系。兴中会临时主席黄咏商是韦宝珊的小舅子，兴中会多次在韦宝珊家里开会，他拥有告密的绝佳条件。港澳学者霍启昌、莫世祥、吴志华挖掘的英国殖民地部档案、香港政府档案，将帮助世人揭开韦爵爷的真面目。
告密嫌疑
兴中会机关被破获、枪械被没收、重要干部被逮捕，主流著作都认为是会员朱淇之兄朱湘告密所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到日本横滨，少年冯自由追随之，为兴中会重要干部，对早期史事知之甚详，并作了多年专门研究。他在《革命逸史》中说，在起义发动前一两日，负责起草檄文的党员朱淇之兄朱湘，怕受牵连，用朱淇名义向缉捕委员李家焯自首，以期将功赎罪。李家焯亲赴督署禀报。两广总督谭锺麟闻报有人造反，忙问是谁?答曰“孙逸仙”。总督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坚决不肯相信。李家焯失意而退。
谭锺麟接到朱湘的情报后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对李家焯的汇报不予置信，耻笑孙文狂士“好作大言”，又知道他是教会中人，怕引起对外交涉。促使谭锺麟采取行动的，是一份更加可靠、深知内情的密报。这份密报来自香港商人韦宝珊。
冯自由接着写到韦宝珊告密：“至初十日晚，派丘四、朱贵全率领散处新安深圳盐田沙头各地集中九龙之会党先锋队二百馀人，乘保安轮船晋省。然在此犹豫期间，已为驻港密探韦宝珊所侦知，遂电告粤吏使为戒备，同时党军所私运短枪六百馀杆亦为海关发觉。”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认为：“窃以为要么是同名同姓，要么是冯自由搞错了，因为香港名流韦玉被英女王册封的名字正是韦宝珊爵士。”(《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2011年，第582页)黄院士不相信地位如此崇高的韦爵爷，会充当清廷的“密探”，虽然他被册封为“爵士”是1919年的事。让我们来看看冯自由是否搞错了。
清廷坐探
冯自由使用“密探”二字有不准确的地方，听起来似乎是个小人物，改叫“坐探”就比较合适。“坐探”本人可以是大人物，有其本职工作，通报消息只是本职工作以外一种效劳。晚清这种“坐探”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为封疆大吏在京城负责打探消息、代为办理机密事务的，叫做“坐京”。据李宗侗、茅海建的研究，张之洞的“坐京”包括了杨锐、黄绍箕等人，都是一时名士。
韦宝珊首先是个富商，其次则是受港英政府重视的绅士，又是清廷的候补道(厅级后备干部)。为了在内地做生意方便，勾结官府在所难免。有证据表明，他与两广总督谭钟麟有一定的特殊关系。
韦玉(1849-1921)，名廷俊，小名玉，字宝珊(以下统称“韦宝珊”)，广东香山人。父韦光，13岁时被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收留教养，资助往新加坡读书，毕业后到港谋生，任有利银行买办。韦宝珊继承了有利银行买办职位。韦宝珊有一个堂兄弟韦崧，字朗山，是他生意上的搭档。
韦宝珊年轻时与黄胜长子黄咏清一起留学英国。黄胜与容闳在1847年赴美留学，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回港后从事印刷出版，是香港第二位华人爵士。黄胜的长女嫁给了韦宝珊。黄家和韦家有同乡、同学、姻亲关系，亲密非同一般。
作为有利银行买办，韦宝珊是香港最显赫的华人之一，继何启、黄胜之后的第三位华人爵士，其头衔多不胜数，主要的有：太平绅士，团防局局绅，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永远总理，定例局(立法局)议员。同时，他又以“韦廷俊”本名，报捐为清廷的候补道，出入广东官场。
告密动机
韦宝珊为何会在这个时刻告密?这纯粹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学者何汉威在《清末广东的赌商》一文中，揭示了刘学询承办广东闱姓赌博，背后有韦玉韦崧兄弟出资。
刘学询是另一个穿梭于清廷、革命党之间的香山籍政商人物。他以进士身份承办广东闱姓赌博。所谓闱姓赌博，是让人下注竞猜广东乡试中式者的姓氏。粤人好赌，而闱姓赌博得到官府正式认可，投注踊跃，刘学询很快就积资巨万，富可敌国。刘学询野心极大，喜笼络奇才异能之士，曾资助同乡孙逸仙在澳门开医馆。有证据表明，孙中山也将重阳起义的计划透露给了刘学询。
1895年，承办“闱姓”的宏丰公司，刘学询占一半股份，韦玉、韦崧兄弟合占25%股份。学者赵利峰注意到韦崧负责广东“闱姓”的日常经营管理，曾直接向粤督谭锺麟禀请，请官府追讨闱姓欠款，谭锺麟的批示且在《申报》上公开刊登。
同盟会元老邓慕韩的解释很有道理：“先是，香港总督以有人在港招募队伍入粤，恐于英国商务不利，而议政局绅韦宝山以广东闱姓赌博获有彩金，亦恐事发，大受损失，均将所闻电知粤督谭锺麟，请其戒备……”(广东文物编印委员会编：《广东文物特辑》，1949年3月，第4页)
很明显，韦宝珊“告密”的动机，是担心他们兄弟投资的广东“闱姓”所收赌款巨大，因广州起事大受损失，故向谭锺麟披露实情。
香港兴中会一开始是孙逸仙与杨衢云两派的联合。杨衢云比孙逸仙年长，社会阅历更丰富，早在1890年即在港组织辅仁文社，两派联合之后，曾为谁当President争执不下。为不妨碍会务进行，曾选举黄胜之子黄咏商为临时主席。黄咏商卖出苏杭街的房8000港元充当兴中会经费。黄咏商是韦宝珊的小舅子。
霍启昌发现的英国殖民地部档案，揭开了韦宝珊深度参与兴中会密谋的真相。港督梅轩利在1903年1月22日送给英国殖民地部大臣的报告书中，揭露何启、韦玉跟革命党密切联系。梅氏说：“无可争辩的证据显示，远在革命爆发之前，这两位先生就都得到革命党人的信任，革命党的会议经常在韦玉先生家里举行。”梅氏认为韦玉的行动应受到谴责，因为“在革命前好几个月内，他听任自己的住宅被用为密谋反对清政府的会议场所，而且参与了密谋者的机密，这件坏事是众所周知的”(霍启昌：《港澳档案中的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6页、271页)。韦宝珊不仅提供了自己的住宅作为革命党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还直接“参与了密谋者的机密。”
朱淇只是负责起草起义檄文，其兄朱湘所知情报极为有限。韦宝珊则完全不同，兴中会经常在他家里举行秘密会议，能掌握重要细节。谭锺麟采取的搜捕行动，受到这两个不同来源情报的触动，但恐怕韦宝珊的情报更有用。
协助暗杀杨衢云
韦宝珊还有协助清廷暗杀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的重大嫌疑。
杨衢云是早期兴中会主要领袖。后来，孙逸仙因伦敦蒙难而名动天下，逐渐得到反清势力的认同，杨衢云遂主动让出最高领导权，仍与孙逸仙合作无间，高风亮节，世所罕见。1901年初杨衢云被清廷暗杀，是兴中会的重大损失。
香港历史博物馆吴志华查阅香港政府档案，对暗杀杨衢云事件有如下叙述：“1901年1月10日，兴中会人杨衢云于香港遇刺身亡。(港督)卜力锲而不舍，花了两年时间的调查，终于查悉乃两广总督德寿派刺客行刺。主谋者乃广东管带巡勇知县李家焯，主凶四人……港人吴瑞生接应……”(《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554-555页)
负责接应的吴瑞生，也叫吴老三，是韦宝珊亲信、团防局更练长。1898年，中英展拓界址专条成立前，韦宝珊先得到消息，派吴瑞生到新界大肆收购土地(《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五卷第661页)。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云：1901年10月3日，“吴老三(又名吴端生)被驱逐出香港，因为他与暗杀杨衢云有关。”
杨衢云侄子杨拔凡在《杨衢云家传》中说：“香港当局，以越境杀人，曾与清吏大开交涉。案发后，港绅某与团防局(即四环更练管理处)更练长某，涉有旁助嫌疑，一被停议席，一被递解出境。”“涉嫌旁助刺杀衢云之某绅，据云是韦某，而探长(即上云之更练长)则吴老三。绅与探长助之动机，无非贪图爵赏。”
学者莫世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这个吴瑞生(吴老三)在暗杀中扮演的角色：
“李家焯在广州召集会议，部署暗杀杨衢云事宜。决定派乾元炮船管带杨贞全与水勇陈临济(又称陈林仔)，以及李家焯手下兵勇邓忠、徐福等四人，于7日从广州乘船到香港，汇合已经在香港监视杨衢云的兵勇李桂芬，以及李家焯的一名军官，共同匿藏在港人吴瑞生(又称吴老三)家中。同月10日傍晚约6点半钟，陈、邓、徐、李四人乘学童在杨宅上学之际，由徐福在结志街与鸭巴甸街交界处望风，其馀三人直奔杨宅后巷，随即上楼，李桂芬把守楼梯口，陈、邓二人近距离向杨衢云开枪射击，杨身负重伤，昏倒在地。学童大惊而散，凶手趁乱逃脱。香港警察赶到，将杨送入医院抢救。医生从杨身上取出子弹三枚。次日早晨，杨终因流血过多，伤重不治而逝，享年40岁。”
英国医生卑路在法庭作证说，杨衢云临死时说出事之前两月，有个叫“阿广”的告知，吴瑞生到广州，与某高官密商，设法害杨，事成酬银二万元。(《中山革命在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1年，第125-126页)
为何清廷暗杀杨衢云需要韦宝珊的协助?从韦宝珊在香港的另一个身份可以窥知端倪。韦宝珊自光绪六年(1880)年起担任团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局绅，此后一直连任，到1920年退休，前后达40年之久，退休后仍被聘为团防局顾问(团防局历史上唯一一个顾问)，可见他在团防局的势力。团防局是华人组成的治安组织，由华人各行商出资，受港府总登记官监察，主要负责在中环、上环一带组织更练，定时巡逻，维持治安，以补警察的不足，相当于非正式的“华人警察局”，也被称为“四环更练管理处”。由于港岛华人居住在“四环”一带，包含四区九段，这个片区也称“四环九约”。韦宝珊就担任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杨衢云赁居中环结击街，属于“四环”之内，也即韦宝珊的管辖范围。清廷要侦知杨衢云的住处，找韦宝珊最为直接。据上述文献所述，吴瑞生乃是韦宝珊的下属“更练长”或称“探长”。杀手陈林仔等4人到港以后，先住在吴瑞生家，然后再出动行刺。可以想象：由于这4人来自广州，不一定很熟悉地形，行刺与逃跑恐怕都得到吴瑞生指点，否则不会做的如此干净利索。
事后港府对吴瑞生做出驱逐处理，证实了吴瑞生对暗杀负有责任，但早有准备的韦宝珊却让港府找不到证据，顺利逃过惩罚。
此后韦宝珊继续在港府、清廷、革命党三方之间进行投机，曾容留陈景华等革命党人在其洋行工作，并以洋行为同盟会通信机关。武昌起义后，韦宝珊又游走于革命党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间，接洽李准向革命党投降，成为革命的“有功之臣”。广东光复，胡汉民组织广东军政府，仍聘韦宝珊为总顾问官。在破坏乙未广州起义、协助暗杀杨衢云之后，韦宝珊仍能获得孙中山、胡汉民的信任，此中有无隐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
1921年，韦宝珊带着满肚子秘密去世，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位置偏僻，卧碑细小，与其曾经拥有的显赫地位极不相称。他一生参与过多少密室阴谋，仍有待历史学家继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