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豪族地主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广泛地渗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庶族地主却不甘落后，也希望在封建地主政权中争一席 地位。因此，在地主阶级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东汉政权 瓦解之后，他们纷纷拥兵自雄，在政治上釆取分裂的政策，大搞封 建割据，占地为王，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曹操为了恢复统一的政治局面，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在官吏的选任方面，纠正了汉代尚名背实、朋党结交的选举弊端，提倡“唯才是举”的政策，坚持“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方针。他为了消灭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以成就其霸王之业，曾写信给荀彧，请他帮助推荐奇谋之士。当时，荀或知道郭嘉有奇才， 便把他推荐给曹操。
曹操用人政策的最可贵之处，是相信“天地间，人为贵”的哲理。他对人才思求如渴，在其创作的《短歌行》中，他所抒发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晡，天下归心”的情思，就是他求贤思想感情的流露。在征讨敌对势力的战争中，曹操深刻地认识到贤能之士对统一大业所起的重要作用。
曹操极端轻视儒家所提倡的那套伦理道德，他认为，既要求得贤才，就不能像东汉那样讲究什么孝、廉、仁、义，追求什么行为端正。
对于用人标准问题，曹操始终强调“才智”，轻视品行”，他一再告诫官吏，在选官任人时不要求全责备，对于有治国安邦才能的人， 即使品行不周，也不要抛弃他们。
曹操的用人标准很明确，他所追求的是有“髙才异质，或堪为将相” 的人，对于那些“负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于“不仁不孝”的人，只 要他们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可不计德行，予以举用。他认为官吏只要“忠能勤事，心如铁石”，便可称为“国之良吏”。
既重才学，就不能讲究出身履历，《魏书》称赞曹操“拔丁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这证明了曹操的用人原则，不仅口头说了，而且实际做了。既不讲孝、廉、仁、义，又不计出身历史，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吏， 会不会搅乱天下呢？这个问题曹操并不担心，他很自信地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又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执法严正，赏罚分明，天下自然就安而不乱。
此外，曹操认为结党营私，互相攻击，无中生有，颠倒白黑之人，才是搅乱天下的因素，所以必须铲除。曹操杀孔融， 当时就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孔融是儒家仁义道德的代表， 杀他就违背了儒家的教条。但曹操却认为孔融“乱俗”，是一个 “浮华交会之徒”。因为他好浮华交会，又乱俗、乱群，所以自然也会乱天下。这种人虽称仁义道德，其实是害群之马，为了整齐风俗，必须杀掉他。
曹操在用人上，既把才放在第一位，又采取“以道御之”的方针，这就是把人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以人为贵，任之以智力，御之以法术，既重人治，也重法治，两者结合不可偏废，这就是曹操的政治思想。曹操把这种思想运用到选官任人上，就大大改变了东汉后期在外戚宦官的干政下，用人唯亲、政治黑暗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