赀选制实际上就是卖官制度，因为它是以资财、金钱或米粮来换取官职的，这与秦时的入粟拜官实质是一样的。西汉时，就已规定财产在一定数额以上的人，向朝廷缴纳若干资财后，便可以自备车马装备，到京都听候选官。例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郞，事文帝”；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黄霸，“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
西汉初年，参加赀选的人，其财产定额较高，因此应选的人不多，至景帝，标准略有降低。据《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前142年）五月，景帝诏云：“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赀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赀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未长利。”
原来规定资产在十万钱以上的人，方可赀选得官；因为定额太高， —些中小地主以及所谓的廉士，大多不能参加赀选，而有钱的又常是商贾。景帝“甚愍之”，于是下令改为资产达四万钱便可参加赀选。这就使中小地主阶级有较多的机会获得任用。纳赀入仕之制，在汉武帝时最为盛行，也最为浸滥，《西汉会要》对此有这样的评述：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其后四年（元朔五年即公元124年），置赏官，命曰武功爵。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 （元狩四年）除故盐铁官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 人矣。（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召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弘 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
武帝打破了商人不能做官的惯例，规定无论商人、地主，只要向政府捐纳一定数量的奴婢，甚至纳羊，都可以为郎。西汉实行的卖爵授官、平民输粟买爵等政策，实质上就是纳赀制的一种形式。
赀选虽然是入仕途径之一，但因为它不是以才学而是以赀财为官，所以为时人所轻薄，就连统治阶级也只是把官位当货物换取赀财而已，对入官者并不重视也不重用。例如《汉书·张释之传》载：（释之）与兄仲同居，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免归。中郎将爰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又同书《黄霸传》载：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使领郡钱谷 计。”可见以捐貲入官的人不但不能迁调，自然也不能任高职。卖官最为盛行的时期是在东汉末年，尤以桓、灵两帝时最为典 型。据《后汉书·桓帝纪》载，延熹四年（161年），占卖关内侯、虎 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又同书《灵帝纪》载：“光和 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 差。”当时各类官员的出卖价格都有明确标示。灵帝光和元年的标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
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 丑，丰约有贾。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从这个价目表看，除了皇帝，什么官都标明出卖价钱。像灵帝这样赤裸裸明码标价出卖官爵，在历史上是独无仅有的。这集中反映 了当时财政的空虚和吏治的极端腐败。
西汉时期朝廷卖官收入的钱物，一般是归国库开支；而东汉末年卖官所得，则是归皇家私藏。尤其是汉灵帝，更是明目张胆，公开搜刮，他“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灵帝通过卖官，积聚了无数家私。《后汉书·皇后纪》载，“及窦太后崩，（董皇后）始与朝政，使帝（灵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