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厉的就是防止群饮，因为一旦酒壮人胆，不满情绪会被点燃，人们会闹事儿造**。因此，姬旦说道：“假如有人举报说‘有群饮的’，姬封你不要放纵他们，要将他们全部逮捕，送到王朝首都来，我亲自判决杀掉他们。”
按着司马迁《史记》的说法，商纣王亡国的直接诱因是大吃大喝与放纵情欲。关于大吃大喝还出了“酒池肉林”的说法，即商纣曾“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比较《史记》与它之前的文献《尚书》，这个说法民间传说的成分较大。
《尚书》的《周书·康诰》一篇，是记载代周成王执掌国政的周公(姬旦)指示侄子姬封在卫国禁酒的公开命令。此篇命令不只是针对姬封的卫国的，也是对整个周王朝包括首都在内的所有辖地区。
这篇文告中总结了商纣亡国的教训，把饮酒无度列为最直接原因，但是并没提及酒池肉林那样具体的细节。然而，作为一个重大历史教训，假定酒池肉林真的存在，姬旦的公开训令就不会不涉及此事。
就当时的现状来说，就算酒池肉林细节只是个传说，而不是历史本真，新建立的王朝对吃喝亡国的教训也是非常惊惧的。第一个，征服者们陶醉于胜利、沉迷于成功，不可能不放情豪饮、甩开腮帮子猛吃;第二个，被征服的殷商旧族得到了征服者的安置，他们以前形成的豪饮狂吃习惯难改，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征服者的行为。
卫国是殷商旧日腹地，被封于此地的诸侯姬封是周成王同母弟。
姬旦在这篇公开训令中并没有完全禁绝喝酒行为，而是采取三个分级措施：其一，在王朝首都担任各级官职的贵族子弟，不可经常饮酒;其二，在诸侯国担任各级官职的贵族子弟，只有在祭祀时方可饮酒;其三，照顾居住在卫国的殷商旧民，在父母高兴的情况下，他们可饮酒。
政策不可谓不细!既然如此之细，就不免最后有严厉的条款，最严厉的就是防止群饮，因为一旦酒壮人胆，不满情绪会被点燃，人们会闹事儿造**。因此，姬旦说道：“假如有人举报说‘有群饮的’，姬封你不要放纵他们，要将他们全部逮捕，送到王朝首都来，我亲自判决杀掉他们。”如此严厉的条款仍然是区别对待不同的对象的，对于殷商旧族愿群饮的，放一马，不杀他们，给予教育、训诫。但是呢，经过劝说再不改的，同样杀掉。
周公的残酷政策在西周初期确实起到震憾性作用，但是，到了第十代君主姬胡(周厉王)那里，禁酒训令就不大管用了。姬胡的近臣荣夷公贪财好酒，还拒绝任何批评。当时的人说以他为代表的那一类官员“听言则对，诵言如醉”。用现在的话来说：你说顺耳的，我就跟你谈几句;你说不顺耳的，我就装喝醉了，听不见，不搭理你。
厉王一代在荣夷公的折腾下，当然还有他自己镇压不同意见的行为，导致了内部变乱。一场政变把他打跑了，跑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委屈了14年死掉。政变发生后，“共和”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上。周公与召公两大传统政治家系共同主政，度过了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14年。
这14年始自公元前841，结束于公元前828年。从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官方文献记录某年发生了何事。此前的事情只能说个大概，比方说，姬旦写的《康诰》训令只能说是在成王初期、周公摄政之时，而无准确年份。
调侃地说：是周厉王一代的喝酒，给中国喝出一个准确纪年的时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