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秦汉没有留下完整的行政区地图，连古代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唐代，也没留下一幅行政区地图，后人只能在历史典籍中得到一点关于古代中国版图的文字慰藉。
据文献记载，汉代曾用缣八千匹画成全国地图——《天下大图》；西晋初年，中国第一位地图大师裴秀曾在《天下大图》的基础上，以一寸折地百里的比例尺(约1:180万)缩绘成一丈见方的晋代全国地图——《地形方丈图》；据说此图曾流传到唐代，后来又失传了。唐代杰出地图学家贾耽沿袭裴秀的制图方法，令绘工又绘了一幅唐代的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几乎比裴秀《地形方丈图》的面积大十倍，可惜《海内华夷图》也没能保留下来。
历史把展示大型地图的机会全留给了宋朝，宋朝特别重视地图制做与管理，不仅多次组织编修全国或诸州府图经，还在大观元年(1107年)成立了九域图志局这样的中央地图管理机构。北宋时期，人们似乎总结了汉唐用纸、锦、缣制作的地图难以传世的教训，想到了以碑刻的方法制作地图。中国的碑刻按形制、铭文、作用大体可分为：墓碑、墓志、书画碑、记事碑、宗教碑、天文碑和地图碑等九类，可谓“无事不可入碑”。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禹跡图》、《华夷图》、《九域守令图》等石刻地图，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石刻地图，成图与上石的时间并不同步，有的是成图早，但上石时间晚，如《禹跡图》，成图于1090年左右，而上石则是1136年；有的是成图与上石同一时间，如《九域守令图》，成图与上石都是1121年。这里是依成图时间排序，所以，先来谈《禹跡图》。
说《禹跡图》就要说到禹。“三皇五帝”都是传说中的人文始祖，比较接近于神又近于史的是大禹。黄河流域总发大水，总要有人领头治理吧，水治好了，要有人划界安家吧……这些都是初民的基本活动，社会生活需要禹这样的社会角色。依《尚书》而论，禹是最早实践地理之学的人，所以，后世地理著作都托禹之名，前有“禹贡”定九州之文，后有“禹跡”化为舆图之名。这里要讲到的《禹跡图》，其命名也不离此意。
长安是汉唐都城，文化之水深不可测，多少年过去，千疏万漏，仍有宝贝遗于后世。比如碑林。这个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开启的收藏汉唐石碑的传统，其血脉一直延续到民国。1987年，我初入碑林参观之时，碑林已是名扬中外，规模了得的西安旅游重地。游碑林的人，多以观石经书法为重。但我要寻找的是“林”中绝无仅有的石刻地图——此石刻为双面，一面是《禹跡图》，另一面是《华夷图》。从两面地图一正一倒的刻图，与方向不一的题刻来看，此双面石刻不是一块最终将竖立起来的石碑，而是专供拓印地图的石刻印版。我想，此印版应与碑林所藏《十三经》石经一样，含有永存正版的保护之意。
这块拓印地图的石刻印版到底是哪位高人所绘？碑上只有上石时间，没绘图时间与绘图人的名字。根据《华夷图》一面的右下方题刻：“唐贾魏公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著闻者载之”透露的线索，此图应是在唐贾耽《海内华夷图》的基础上，重新编绘的。此外，在《禹跡图》一面，则完全采用了《海内华夷图》所用的“计里画方”法绘制。毫无疑问，宋人的《禹跡图》和《华夷图》皆承继了唐人的《海内华夷图》的成果。但具体到它的成图年代，就要更细致地考据，古代地图专家曹婉如，依据黄河在今天的河北入海，以及图中没有晚于元丰三年（1080年）建置的行政区名，推定此为绘图之上线。
补记：早些年我去西安碑林时，还能见到玻璃罩着的《禹跡图》石碑。后来听说，有人提意见，认为碑上面没有台湾岛，还是不要公开展出为好。于是，馆方将此碑收到库房里了。不知此事是不是真的，希望有西安的朋友能去看一下，如果还在公开展示着，就拍个图发上来，证明一下。
图：《禹跡图》刻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用网格法“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成图的时间下线应为1100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