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为了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农民纷起，最终导致新朝的灭亡。
公元前33年，汉元帝去世，汉成帝刘骜即位。元帝皇后王政君成了皇太后，王家人一个接一个做起了大官，不免有些得意忘形，生活渐渐变得奢靡，整日沉醉在酒色之中，还大肆炫耀王氏家族的显赫地位。其他人很厌恶王家人，只是不敢表现出来。王太后有一个侄子叫王莽，在王家人高调活跃在朝廷里的时候，他却默默地守在家里服侍年老的母亲。王莽有一个哥哥，可惜过早地去世了，留下孤儿寡母，也是王莽在照顾他们。除了尽孝道，王莽还跟随名师学习《礼经》，待人接物都彬彬有礼，从不以王氏身份炫耀，在大家看来，王莽简直就是一位道德模范。
大司马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对王莽赏识有加，临死前特意嘱咐王太后多多关照王莽。王太后就封王莽为黄门郎，后来又升迁至射声校尉，这时是公元前22年。不单是王凤，朝中其他大臣也很欣赏王莽，纷纷在汉成帝面前称赞他，叔父王商甚至请求皇帝把自己的一半郡国送给王莽。汉成帝整天听着别人赞美王莽的话，以为王莽真的有能力博得众人赏识，于是在公元前16年提升他为新都侯，加封为骑都尉和光禄大夫、侍中。
当了大官的王莽还是和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还要谦逊，不管是对待下属，还是百姓，都是客客气气的，有一次把自己的马车卖掉，得来的钱都施舍给了穷人。百姓一提起王莽，满口都是赞扬和崇敬。别看王氏家族很多人都位居高官，其实他们在百姓心里的地位还没有王莽高。
另一位大司马王根在告老还乡的时候，向汉成帝推荐王莽做自己的接班人，汉成帝同意了。于是王莽成了王氏家族第四个担任大司马一职的人，而这时他只有38岁。皇帝赏赐的钱财都被王莽拿去救济穷人和款待学者文人，自己却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家人穿着颜色素淡的衣服。曾有一次，大臣们去王莽家做客，误把王莽的妻子当成了佣人，因为妻子穿的衣服一点儿也不像大户人家那么鲜亮。
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即位。只过了六年，汉哀帝也死了，王太后拥立年仅八岁的汉元帝孙子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王莽依然担任大司马，皇帝年纪还小，政权渐渐落在王太后和王莽的手里。众人一开始没有反对，还很欣慰幼主能得到王莽的扶持，然而在权利和欲望的熏陶下，王莽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政治野心慢慢地暴露出来。
他利用王太后赶走了自己的叔父王立，然后册封三朝元老孔光的儿子为侍中兼奉车都尉，逼迫孔光为自己卖命。孔光没办法，只好在上朝的时候当着皇帝和百官说了很多赏识王莽的话，接着又对付那些对王莽不利的人，使得这些大臣先后被罢官，其中有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河内太守赵昌，以及泰山太守丁玄等人，还罢黜了高昌侯董武和关内侯张由的爵位。
王莽在朝廷里安插自己的亲信，只要王莽一声令下，这些亲信立刻按他的吩咐办事。于是每隔一段时间，群臣就会上奏皇帝和太后，请求给王莽加官晋爵，王莽总是严厉拒绝，还声泪俱下地说自己不配得到封赏。如此几次之后，太后也开始劝他接受群臣的好意，王莽仍然假意推辞了一番，然后装作不情愿的样子接受了封号。就这样，王莽被封为“安汉公”，并和孔光、王舜、甄丰共称“四辅”，从此以后，王莽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公元3年，王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平帝。公元4年，汉平帝加封王莽为宰衡，位列诸位王侯之上。王莽为了进一步赢取民心，先后在全国各地召集学者文人来到长安，推崇儒家思想，得到儒生们的一致好评；又命人修建了很多集贸市场和粮仓，使得百姓对他交口称赞。公元5年，汉平帝去世，王莽想趁机夺取皇帝之位，又怕天下人反对，便利用自己的权力拥戴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自己则被王太后授命为“假皇帝”。
暂时管理朝廷事务。王莽的野心越来越大，渐渐地，刘氏家族察觉到王莽的异常，决定起兵造反。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带领一百多人试图攻占宛城，但没有成功；第二年，严乡侯刘信联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自立为皇帝。一夜之间，大大小小的起义纷纷冒了出来，王莽慌得不知该怎么办。
他一方面对着刘家的列祖表明自己绝不叛国，一方面命令军队前去镇压。公元8年，起义造反的势头被压了下去，王莽开始做称帝前的准备。他暗中指使别人在公众面前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的流言，然后逼迫王太后交出玉玺，向世人宣告皇太子刘婴禅让皇位给自己，就这样，王莽在公元9年登基做了真皇帝，国号为“新”。
西汉后期的社会很不稳定，国家政策混乱，影响百姓正常的生活，很多人背井离乡，导致有些地方变成无人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王莽在登基后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仿照西周的制度来管理国家。王莽废除了汉朝统一使用的五铢钱，不切实际推行各种新货币；把全国的土地划归国家所有，按每户家庭人口数量分配田地，并要求地主和富商交出多余的土地；禁止买卖奴婢；禁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把所有的盐铁、铸钱和酿酒都交由国家管理；还掀起一股改地名的风潮，并且随意划分行政区域和官员管辖区域。
政策刚向全国宣布，就引来很多人的愤怒和反对，其中以地主豪强的反对最为激烈。王莽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富人们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对王莽的统治产生了敌对心理，一些富人根本没有把土地交给国家，国家自然也没有那么多的田地分给百姓，因此百姓怨声载道；胡乱制造钱币则把国家经济折腾得一团糟，物价根本稳定不下来，经济得不到增长，甚至连连倒退；地方官吏一时适应不来地名的改变，在处理公务时总是出错，不免也对王莽产生了反感。
另外，王莽降低了少数民族的地位，强迫他们向自己俯首称臣。各族首领十分气愤，继而引发了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战争，王莽派遣了十万大军前往边境对抗。维持军队的消耗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国库已经日渐空虚，这时又爆发了瘟疫、旱灾、蝗灾以及黄河决堤，统治者措手不及，天下一片动荡。王莽的改革不但没有促进发展，反而令国家陷入混乱之中。
后人在总结这个阶段时，也往往诟病于王莽颁布的一系列新政措施。王莽的新政最有名的一条，就是更改天下土地作为“王田”禁止买卖，并且声称这是恢复古老的“井田制”。但是这套系统和真正的周朝井田制度完全是两码事！
首先，井田制度是建立在周王朝封建制基础上的。虽然周王室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和行政效率，不可能做到真正管理每块土地。因此，周人的做法是将土地赐封给各家诸侯。接受赐封的诸侯又将自己的封地，以同样的形式转封给麾下的士大夫们管理。其中典型，就是三家分晋中的赵-魏-韩。他们全部都有各自独立的封地和军队。
这个时代的土地制度，也非常类似欧洲中世纪那种逐级分封模式。只不过前者依据的是宗法，将土地分给自己的近亲。后者则是与自由人的契约，可以根据签订的协议将土地转让。结果，自然是所谓的井田制，不过是一种政治幻想，而非周王室自己真正拥有过的土地。
王莽的新政完全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王莽自己就没有大规模地分封家人或亲信，所有的土地都要变成“王田”，禁止买卖！因此，其新政只能说是一种托古改制，用早先的儒家经典去包装自己的新政策。所以，这样的政策不可能缓解社会矛盾，反是有所加剧。
西汉末年天灾不断，刘氏政权日益危机。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发展出“再受命”和“易姓受命”这两种论调。这才让王莽得以篡汉，并承载了各基层人士的热切期望。但因为其政策的“均田”性质，使得所有土地都必须要进行迅速再分配。用没收地多的人的田地，去分给地少的。
但结果不仅是惹怒了王公士大夫们，连还有部分地产的普通人也利益受损。而且是因为按照人头来进行配额，所以让生育较少的家庭吃亏。由于古代社会存在不少隐匿人口，所以王莽的官员们也没法统计出准确的人数和对应土地规模。这就给合理分配带来巨大麻烦，没有讨好任何人，反而得罪所有人。
经过了四年折腾，王莽自己都扛不住了。于是下令再一次开放土地禁，令让“王田”重新变得可以买卖，土地新政以彻底的失败告终。但这种前后反差巨大的矛盾政策，实际上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为了弥补损失，王莽便将复古的年代从西周调整到西汉。准确的说，就是著名的汉武帝时代。
在新朝的第二阶段，王莽开始下令进行国家专营制。将原来开放给私人资本的盐、铁、铸币和酒等几大行业，全都收归朝廷。这一做法迅速消灭了赖以致富的商人，但后果也很快显现。由于垄断机构可以排除了一切竞、坐收巨利，所以官府卖的盐比起私盐来说是质量差、价格高，还要搞强制摊派。官府铸造的农具也不考虑农民实际需求，大都粗制滥造，而能否买到还要看官方售货员的脸色。这些推销员根本不用到农村中搞促销，反而让农民在长途跋涉来购买农具时吃闭门羹。
最后，大量农民被迫退回到石器时代。他们用木器和石器耕种，吃植物上和盐碱和土里苦涩的天然盐分。早在汉武帝死后，西汉的专营制度就有所反复和松动。但是王莽不但复兴了一切专营，还做的变本加厉。酒水和铸币的权利被收走不说，连铜的冶炼也没放过。甚至私人对于山川河水的开发也是违法行为要被治罪。
此后，王莽又推出了商税和国家贷款。所有的工商业者都要上交纯利润的10%作为“贡”，然后让朝廷拿着“贡”去放贷。最后根据业务分别采取“无息”和1/10的利率。由于没有成熟的数学理念和记账手段，这种理想化的金融措施也就带来了严重混乱。
纵观王莽篡位后的执政生涯，颁布了许多与民争利的措施。为了确保每项政策的精准实施，还要大量扩编官员队伍。但庞大的官僚体系，基本上不产出任何经济效益，反而需要耗费高昂的成本。下级部门为了通过考核，甚至要不断对自己的上级进行欺瞒。上级部门又对朝廷本身进行欺瞒，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创造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全民困顿局面。
最终，王莽的新朝在无人不恨的状态下覆灭。异常讽刺的是，当义军刚刚起势时，下级部分就为了遮羞而对上级瞒报。当朝廷发现问题时，局势已经彻底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