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先秦时代，古货币体系有四大支脉，分别为刀币、布币、圜钱和贝币。与其他三种货币相比，刀币独为齐国人所钟爱，流传盛行于齐国境内，其中有着深厚的军事历史和文化渊源。
齐国具有尚武的传统，可以说从姜太公开国以来就是如此。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灭商，“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举贤尚功”的统治方针，实行以武为本的统治政策，首先在政策上确保了尚武精神很快得以在齐国的形成与流行。齐国地处胶东，享有“胶革鱼盐之利”，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繁荣，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开始出现，“其风俗习惯尚武，兵器之刀为其重视”，当别国以相对原始的布、贝为货币时，齐国刀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走上经济舞台。
齐国追逐功利的文化特质与竞争进取的精神要求它尽快成为强国以达称霸目的，而为达到这种目的必须依靠武力，倡导尚武精神。齐国盛行刀币，是与这种全民族尚武崇学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齐国推行的尚武精神不只是在国家政策上给以重视，更重要的还在于注重发展其武技水平。“齐人隆技击”，技击，即用来杀敌搏斗的技巧。齐人技击的首创，改变了先秦以前原始武学重气力而少技巧的状况，开创了以技巧胜勇力的先河。“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用以鼓励人民尊崇技击，并且“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齐国在政策上提倡的这种“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的奖罚分明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齐国人民为国家而战的勇气。齐桓公统御齐鲁，乘势而为，迅速崛起于胶东半岛，成为春秋首霸，是与齐地齐人充满勇武气息的群众意识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齐人军事上造刀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军事生活向经济生活的渗透和转移。在春秋战国时代，齐国之刀制作精良，工艺先进，山东曲阜提供了优质的青铜矿石资源，齐国刀与吴越剑同样驰名天下。齐国将“缮器械，选练士，为教服，连什伍”，作为“兵主之事”来看待，整治武器装备、选练士卒、训导武技、对人民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在武器装备的制造上，齐国严格规定了诸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等法律条文，使齐国“甲兵大足”。齐国刀在适应战争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经济生活对贵重金属的需求，迅速在封建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历史的发展还有一种另外的逻辑。那就是对尚武传统所凝聚的军事政治优势如果不善加规范和引导，只能走向衰亡。齐国在外无像秦国面临的戎、狄等外部安全威胁，内无丰厚的物质和精神刺激的情况下，齐人的尚武习俗从宏观政策向具体奖惩措施的转变并不彻底，在尽享物阜民丰的荣华时，齐人的尚武精神慢慢变得绵软温和。在“当今竞于气力”的战国时代，齐人的这种状态当然难以跟上时代的节拍。
秦国自商鞅开始，所提倡的重农重战及军功爵制却实现了对民间尚武精神的极大激励和牵引，通过建立法律制度和以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手段确保了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秦国推行的“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了以军功授爵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只有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才能得到相应的爵位，法令清晰明了，简单易行。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闻战则喜，乐于从军，因此，秦人尚武精神是刚劲有力，一以贯之的。相比之下，齐人的尚武精神，则要温和得多，以齐国刀币文化所代表的军事传统，渐渐走到历史的尽头。秦国最终“振长策而御宇内”，以西戎雄风扫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继而货币统一，秦国的圆形方孔钱风行天下，以其携带方便、计量准确而只履行经济职能，与军事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