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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一位英明的开国皇帝 一个真正宽厚豁达的有为君主

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至北宋初年军事家、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位期间,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致力于统一全国,先后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最繁荣的时代。GDP占当时世界的20℅以上,即使是在亡国之时的1279年,经济仍在持续高速增长。虽然,宋朝最后还是没能逃脱灭亡的历史命运,让人唏嘘不已,但同时也让人好奇:一向印象中的“弱宋”为何会如此繁华?

其实,大宋王朝的繁荣,从根本上说应归功于一个人,这就是大宋王朝顶层设计者宋太祖赵匡胤。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宋太祖是极少数能经得起推敲的人物之一。

一介武夫皇帝,却得到古代多位政治家、思想家,如范仲淹、富弼、田况、刘安世、司马光、程颐、王安石、苏轼、陈亮、吕祖谦、朱元璋、邵经邦、冯梦龙、爱新觉罗·弘历、王夫之等的高度评价,说明确有过人之处。

他的政治和军事体制改革,他的国家制度化建设和治理理念,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伟大创举,也奠定了两宋繁荣的基业。下面我们重点从几个方面,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位“开创者”。

和平夺取政权,善待前朝宗亲遗臣

在古代皇帝圈中,赵匡胤的武功可以排在前列,其首创的太祖长拳,是中国六大传统名拳之一。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员猛将,由于战功卓著深受部下及士兵爱戴。当时少主年幼,赵匡胤“陈桥兵变”,兵不血刃地顺利夺取了后周政权。

这次夺权本身没有什么残酷与血腥,而且陈桥兵变成功后,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幼主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

他当上皇帝后,立即“勒石作戒”藏于殿中,告戒赵氏子孙任何时候,一定要保证善待柴氏子孙。宋朝历任皇帝即位时,都必须拜读这份遗训。遗训记载的内容有下列三点: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誓碑遗训,从柴家子孙与南宋共存亡,以及在新旧党争当中失势的官员并没有被杀,还可能会随着政局的演变由罢黜而回到中央,都可以证明这点。赵匡胤温厚的个性透过这个石碑遗训,表现在整个宋朝的政治上。单是这一点,凸显了一个帝王的宽广心胸。

民间传言:有一次,他设宴招待群臣,其中有一个翰林学士王著,原先是后周世宗柴荣信任的臣子,由于喝醉了酒,思念故主,当众喧哗起来。群臣大惊,都为他捏一把汗。赵匡胤却毫不怪罪,命人将他扶出去休息。王著不肯出去,掩在屏风后面大声痛哭,好容易才被左右搀扶出去。

第二天,有人上奏说王著当众大哭,思念柴荣,应当严惩。赵匡胤说:“他喝醉了。世宗在时,我和他同朝为臣,熟悉他的脾气。他一个书生,哭哭故主,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让他去吧”。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回师进入开封皇宫时,见宫妃抱着一个婴儿,就问是谁的儿子。回答说是周世宗柴荣的儿子。

当时,大臣范质、赵普、潘美都在一旁,赵匡胤问他们怎么处理。赵普等回答说:“应该除去,以免后患。”赵匡胤说:“我接人之位,再要杀人之子,我不忍心。”就把这婴儿送给潘美抚养,以后也没再问起过此事,这婴儿成人后,取名潘惟吉,官至刺史。

杯酒释兵权,平和削权显仁义

走上皇帝的宝座,宋太祖深知自己被人推上皇帝的位置,其他人也同样可能把另外一个人拥上皇位,把自己拉下来。不过,他的眼光和格局更开阔,虽然他也感到开国功臣手握精兵重权,可能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不过他并没有想办法把功臣都杀光整死,而是采用了一种平和的手段来解决。

他把这些手握重权的功臣们召来,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大臣们答谢说:“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次日,各位军将就称病求辞,赵匡胤一一敕准,并且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这就是“杯酒释兵权”。

虽然有人说,“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可能并不是真的,不过,故事也许有假,内核确是真的,“杯酒释兵权”体现了宋太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宽仁的胸怀,它也是赵匡胤与武将们达成的一个君子协议,一个心照不宣,君臣间相互保全的默契,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彼此共荣的契约。它透射着那个时代先人们的智慧,辉映着赵宋王朝数百年的温情与和煦!

改革政治制度,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

宋太祖吸收了隋唐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人性是不可捉摸和难以改变的,即所谓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于是,他用制度化设计来规范整个统治集团的权力,把帝王的绝对集权,与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军队的分权有机结合起来。

宋朝的政治机构,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属。在中央设立枢密院管军队,宰相与参政、政事执掌政府,三司执掌财政大权,极大地削弱和分割了宰相的权力。

宋代监察机关,中央设御史台,下设三院:一曰台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地方官的监察,由通判负责。同时,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

在这套制度下,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官僚都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

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和地方官僚的权力。地方推行文官制度,知州与通判互相牵制。这样,通过各级政权的相互制约,有利于防治腐败,也有利于中央政权的稳定。

赵匡胤的军队改革最有成效。宋初将各地精兵锐卒选调京师编入禁军,以强干弱枝削弱藩镇势力。设枢密院,掌兵籍和发兵之权,又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设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兵,三者互相制约。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对禁军分戍各地定期轮换,使将不得专其兵,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不得擅改。总之,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军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三衙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却无权调遣军队。从而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这样,禁军的一切权力最终都集中于皇帝之手。

善待文人,科举改革

大宋王朝自从建国,就建立起了“尚文抑武”的文官制度。宋代文官制度的确立,也是国家用人制度改革的一个创新。赵匡胤结束了军人对政治的过分干预,以文人治国,使武人政治在整个大宋王朝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赵匡胤尤其善待文人,他勒石为戒的第二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一点,整个古代社会,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元祖,都没有做到。

宋太祖不但善待文人,推行文官制度,还对中国的文化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有:

1、锁院制度:即在“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2、弥封制度: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3、誊录制度: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评卷,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4、别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所以,在大宋王朝统治期间,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技术发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术外,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都是宋朝人智慧的结晶。

励精图治,固农兴商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或多或少的“民本”思想。但历代的君主帝王,信誓旦旦和轻言寡信的多,真正能够落实践行者少。

宋太祖上台后却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实事。史料表明:宋太祖励精图治,移风易俗,洞察百姓的疾苦,重视农业生产,实行休养生息,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鼓励耕种,凡新开垦土地一律不交税,地方官受到奖励。还引导人民在黄河堤岸上种树。赵匡胤还澄清吏治,劝奖农桑,鼓励发展工商业。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他在位的十七年中,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举措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宋史》中这样评价赵匡胤,说他“面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非常人”。诚然,宋太祖赵匡胤乃“非常人”,他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五百多位皇帝中间,确实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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