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是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学养才能、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及后世称赞。陆贽是中唐名相，为人刚直激切，任相期间指陈时弊、整顿吏治、革故鼎新，在政治、经济、军事、民主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极富见地的主张。他善于选人用人的很多观点和思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
陆贽字敬舆，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嘉兴县人。父亲陆侃是溧阳县令（属宣州），早亡。陆贽的童年时期，天下扰攘，兵连祸结，但他特立不群，发奋苦读，尤其勤于儒学，大历八年（773），登进士第。在唐代，进士及第，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要通过吏部铨选才能当官。陆贽又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被授予华州郑县尉，后来，再通过书判拔萃科，当了渭南县主簿。在基层锻炼了一段时间，陆贽被调回朝廷，做了监察御史。
陆贽以一介寒门子弟，一路过关斩将，先进士及第，又两次通过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的铨选，可谓出类拔萃，士林华选，自然会受到关注。唐德宗那时尚为太子，招揽人才，将陆贽召为翰林学士。德宗好文，陆贽富于词藻，君臣相得，诗歌唱和，朝夕陪游。
多事之秋，辅佐君王
如所周知，安史之乱虽被平息，但是藩镇割据的格局形成，德宗的祖父肃宗和父亲代宗都无力平定，只能姑息。德宗即位后，想改变藩镇割据的格局，却使得魏博节度使田悦惊疑而起，幽州节度使朱滔、成德军兵马使王武俊应和之，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乘隙叛乱。德宗为平叛李希烈，解襄阳之围，诏令泾原（今甘肃泾原）等各道兵马援救襄阳，泾原兵到长安后又因犒赏不优而哗变。德宗仓皇出逃，从建中四年（783）十月至兴元元年（784）六月始还京。在这九个月内，陆贽随侍在德宗之侧，为其出谋划策，分忧解难。
安史之乱以后，武将跋扈， 李唐的君主疏忌武人。德宗亦因藩镇叛乱，武将反复而蒙尘在外，驾幸奉天，因此更对武将心存疑忌，此时他非常信任相识多年的陆贽，虽然有宰相，但大事小事都和陆贽商量，当时都视陆贽为“内相”。陆贽的主要任务是草拟诏书。那时天下多事，纷繁复杂，一天之内要下诏书数百道，陆贽挥翰而就，叙事委婉详尽，切中肯綮。他还建议德宗下罪己诏，以收买人心。德宗每有不宜之举，陆贽都出言规劝，德宗亦欣然听纳。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解奉天之围后，因与宰相卢杞等不睦，又因德宗的猜疑欲反，德宗派遣陆贽到怀光军宣谕，陆贽此行虽无法阻止怀光反叛，但探明了怀光的虚实，让德宗早做准备，允许李晟移军东渭桥，使李晟军免于被怀光兼并。
德宗播迁在外的时候，对陆贽除了信任，还有心理上的依赖。李怀光谋反，德宗从奉天逃往山南，路途艰险，陆贽与德宗失散，一宿都没赶上。德宗对军士说：“找到陆贽的人赏赐千金！”第二天陆贽谒见德宗，德宗喜形于色。德宗须臾不能让陆贽离开左右，足见其对陆贽的依赖之情。兴元元年六月，李晟收复京师，陆贽随德宗还京，升为中书舍人（正五品上）。
主持贡举，选拔英才
贞元七年（791），德宗升陆贽为兵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贡举。贞元八年（792）四月，以陆贽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38岁的陆贽终于做了宰相。然而这个宰相他只做了两年零八个月，便因裴延龄的谗毁而罢相，降为太子宾客。贞元十一年又被贬为忠州（今忠县，位于重庆市中部）别驾。陆贽在忠州十年，直至去世。由于德宗事事亲为，宰相无法行使职权，陆贽在任宰相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他对唐代及后世的重大影响源于他主持贡举时所选拔的人才。
陆贽主持贡举，请文艺冠时的梁肃（753-793）协助。梁肃是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古文为韩愈、柳宗元和李翱所师法。陆贽倾心相交，梁肃亦诚心相助，推荐具有真才实学的士子。那一年贡举，取进士二十三人，后来官至宰相的有崔群、李绛、裴度和王涯等，都是朝廷的栋梁之臣，影响李唐王朝的历史走向；还有韩愈这样的文学家、思想家，领导古文运动，对唐宋思想之转变有重大影响。陆贽这次主持贡举，可谓天下得人。除此之外，陆贽被当时及后人广为称道的是他长于文才。
陆贽的人才观
首先，强调“人皆含灵，唯其诱致”。在陆贽看来，人才并不神秘，关键在于能否被发现、招引、善用，犹如璞玉，抛掷即为瓦石，雕琢却成圭璋；又如水源，壅塞则为淤泥，疏浚即成川泽，一语以概之，“好之则至，奖之则崇，抑之则衰，斥之则绝，此人才消长之所由也”。无独有偶，东方朔亦曾有愤激之言：“贤与不肖，何以异哉！……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汉初三杰”中，萧何曾任小吏，韩信曾寄食于人，张良曾浪迹天涯。此外，樊哙等人皆原属市井无赖之辈，我们与其赞叹他们的“草根逆袭”，不如佩服刘邦的善于用人，否则这些人无论如何是无法在大汉帝国的政治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陆贽主持进士科考试，录取了此前已经连续三次落榜的韩愈以及欧阳詹等人，时称“龙虎榜”，成为文学史上一代佳话。应当说，陆贽的慧眼识人才并非偶然，这与他一贯重视人才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其次，强调制度选人。陆贽敏锐地指出现行体制在用人上的根本缺陷，即用人权掌握在个人手中而不是依靠制度运行。他举例，倘若宰相为皇帝宠任，则无论举荐何人，必被批准，而一旦遭受疏忌，即使荐人得当，也不被接受。也就是说，作为天下之公器的“名位”，实际上已成为政治斗争以及利益交换、私相授受的工具。
其三，强调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在坚持不徇私情只凭制度选人的前提下，求才贵广，一是防止结党营私、在小圈中选人；二是扩大举荐权，除宰相外，允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当时唐德宗由于怀疑台省长官荐人“兼受贿赂，不得实才”，要求将选人权集中于宰辅，“不可信任诸司”。陆贽提出，宰辅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必不能遍谙多士、备阅群才”，只有广开进贤之门，“各举所知”，才能“下无遗贤”“海内无遗士”。
与此同时，如何防止人才举荐中的不正之风呢？这就需要考课贵精，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所举必试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为此，陆贽提出了“考课八计”：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视赋身长薄厚以稽廉冒，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此外，他还建议通过赋予举荐人的举荐责任进行约束，“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得贤则褒奖，失实则诫勉。
其四，强调人尽其才。陆贽指出，“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弃瑕录用者，霸王之道；记过遗才者，衰乱之源”。同样，“官之典司，有难易闲剧之别”，因此，人才使用的关键在于任得其所、用得其能，不能求精太过、嫉恶太甚，一味追求全才，必将陷于无才可用。
最后，强调量才授用。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裴光庭创设“循资格”，官员迁擢“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简单地说就是纯粹按年月、资历提拔干部。对此，陆贽没有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深刻指出，“迁转甚速，则人心苟而职业不固；甚迟，则人心怠而事守浸衰”。为此，他提出了改进循资格的办法，一是对异能者破格提拔，二是对失职者罢黜惩戒，三是对守常者循序渐进。惟其如此，才能既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使“庶口有伦”，又为破格提拔留出空间，使“殊才不滞”。
陆贽曾经感慨“道理之急，在于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在其向唐德宗进献的大量奏议中，贯穿始终的正是对于唐王朝人才匮乏的极度焦虑。事实上，陆贽十分清楚，扭转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来的颓势，恢复中兴、重振国力，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才。可惜，囿于时局和官场斗争、风气所限，陆贽所提出的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唐王朝最终也没有解决广聚英才、人尽其才的难题。
贞观年间，唐太宗有一次敦促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举贤荐才，封德彝回答：“但今未见奇才异能。”唐太宗很不高兴地说：“从来明主都是取人于当时，难道还能借才于异代？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看来，不论乱世或是治世，任何时候，人才问题都不在于有无，而在于能否被发现。从这一点上，唐太宗与陆贽可以说不谋而合。
陆贽擅长制册文书的写作，“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旧唐书·陆贽传》卷一三九），为当时的人所推崇。贞元初，李抱真入朝奏议：“陛下幸奉天、山南时，赦书至山东，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臣即时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旧唐书·陆贽传》卷一三九）德宗在奉天、山南时的诏书都出自陆贽之手。
陆贽的文章亦为后代所效法。苏辙在哥哥苏轼的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轼评论欧阳修的文章：“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集·附录二·先公事迹〈欧阳发等述〉》）陆贽有文集：《遣使录》一卷，《备举文言》二十卷，《陆氏集验方》十五卷，《论议表疏集》十二卷。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驾崩，顺宗即位，诏陆贽还朝，诏书未至，陆贽也去世了，时年五十二岁。陆贽半生追随德宗，艰危时扈从在侧，为德宗分忧解难；承平日尽忠在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而，却因奸佞谗毁被贬于忠州，虽有韦皋之上表请代，亦难回帝心，最终死于贬所。苏辙认为陆贽以一代忠臣落得如此下场，原因在于“贽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