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门庭很少出现淡季，每天的游人数以万计。这里有诸葛亮最大的塑像，并汇集了历代名人名士为他题写的诗词文章，天下溢美之词几乎囊括。多少年来，国人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日益坚定了这样的信念：理想的社会主要是由理想的人格组成的：象刘备这样的“明君”，诸葛亮这样的“贤臣”，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忠勇之士”。然而在历史现实中，“明君”只能有一个，且通常具有血缘、身份的不可选择；“忠勇之士”在非战争年代也不那么重要，且战争的年岁毕竟不多，因此在国人的这个理想的人格系统中，“贤臣”（好官）就格外值得讲究。似乎万民的福与祸，国家的兴与衰，都系之于有无既智慧超群，又鞠躬尽瘁、克己奉公的“贤臣”身上，这大概是诸葛亮倍受崇拜的一个原因。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评价，“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诸葛亮的形象何以千古不衰？现代社会可能有些难以理解。今天的新闻媒介，每天都在推出大量典型形象和新闻人物。然而，大量新形象的确立，总是伴随着旧形象的迅速遗忘，名噪一时而后无影无踪，或者说，名人象秋风扫落叶在人们的意识中一扫而过。古往今来，有几个人物形象能同诸葛亮一样在舞台上从不间断地表演一千多年？这个事实本身就有耐人寻味的东西。乱世英雄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少，不同于诸葛亮的是他们都很难成为伦理道德上的典范。他们都有个人私欲，因此多被称为“奸雄”，很不得人心。诸葛亮在给刘禅的上书中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死后，果如其所言。足见诸葛亮身居相位，却能严格要求自己。中国人只愿推崇没有私欲的人，中国皇帝只愿选用没有个人野心、忠心耿耿的人，而诸葛亮的“志”恰恰是无私欲的“淡泊明志”，诸葛亮的“远”恰恰是无私欲的“宁静致远”，他“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他既无意篡阿斗的位，又内无余帛，外无赢财。他图什么呢？《前出师表》中似有表白，他说：刘备尊重我，信任我，不嫌我出身卑微，让我“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今人来看这些，似乎有点知恩感恩，其实，在古代中国找不到比这更高的道德境界了。另外，诸葛亮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直至病死军中；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成为后世为官的最高准则。《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总之，诸葛亮的人格符合国人的理想模式和心理意愿，他首先是伦理上的典范，然后才被承认是政治上的典范，智慧上的典范。
封建社会的清官也好，好官也罢，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昏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 后人特别推崇诸葛亮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将其视为智慧化身。小说《三国演义》更是将其神化，其情节更是广布人口。其实诸葛亮的“清、慎、勤”和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财富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才对我们现今干部队伍的选拔、培养、教育以及先进典型的宣宣传更具学习和借鉴的意义。
当然，诸葛亮的塑像崇拜还折射了国人国民性中的一大弱点，对偶像寄望过高，视榜样为法宝，指望贪官污吏能在榜样之前照到镜子，受到责难，悔过自新。结果一千多年过去了，直到现今，一切毛病依旧。诸葛亮的塑像倒是多了，贪官污吏则更多了，由塑像崇拜也可见古代伦理构想与历史进程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