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出版）大搞“翻案”文章，称诸葛亮为“野心家”“权力狂”。笔者学力不逮，无法从史料中挖掘出诸葛亮的真实面目，但读了该书，发觉作者朱子彦经常在常识上跌跤。
通观全书，作者一直信心爆棚，主观臆断太多。一旦准备揭诸葛亮的短处，必定要引用不同时代类似环境中某人的言行，与诸葛亮进行对比和评价，再扣上一顶批判的帽子；或者是抄录《三国志》等史料，选择诸葛亮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生硬地拉近论点；或者是拿古人短短的一句感叹，就对诸葛亮的一生和操守下定论。如此讨巧地为己立论，绝非真史家所为。
《诸葛亮择主与拜相》一章，正是上述问题的集中体现。为了印证“骄横跋扈”的关羽成为“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论断，朱先生认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其实，既然刘备与关羽情同手足，那么他作为一国之主，若知道荆州险情，定要救援，岂是尚未完全攫取大权的诸葛亮所能阻拦？如果说剪除关羽能够扫除政治障碍，那么因为要除关羽，而连带丢失荆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军事家的诸葛亮恐怕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吧？
按照朱先生的逻辑，倒能引起对另一个问题的讨论，即刘备此时很可能不再与关羽“情同手足”。那岂不令“反诸葛”的朱先生特别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