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出师表】（摘录）
诸葛亮（蜀·丞相）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历史上建国巴蜀的割据政权都是安于自守，唯有蜀汉对中原始终抱有浓厚的政治野心。
蜀汉能以一州之力连年征战以争天下，是因为它建立了以北伐为目标的战争体制。
蜀汉的战争体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蜀汉以汉朝正统自居，一切政府言论和政治宣传都以北伐复国为基调。在国家建设方面，蜀汉的主要精力放在北伐中原上。国力的积累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外交的目标是为战争创造有利的环境。人口不满百万的蜀国竟然保持了一支将近十万人的常备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战争体制所体现的第三方面是在全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诸葛亮在战争目标下，确立了对全国的实际掌控。
整个战争体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备集团在中原大地上的颠沛流离。整个集团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充满威胁的迁移过程中，战争几乎成为集团的常态。人们极少进行经济建设，而是适应了三月一小战五月一大战的生活。获得荆州南部的四个郡后，刘备集团相对安顿了下来，但是流动和战争的基因毕竟种下了，并在之后的进攻益州和汉中战役中获得了延续。
战争基因的产生是集团生存的要求，但是诸葛亮成为托孤大臣后，却将此基因巩固、发展，使之流淌在国家的血脉中。特定的形势和诸葛亮的个人能力与之相配合，就建立了战争体制。
战争体制的萌芽出现在永安托孤之时。分散在《三国志》各卷中的只言片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全貌。《后主传》说：“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
《诸葛亮传》说：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后人对刘备托孤事件的认识就是以这两段记载为基础的。它告诉我们刘备将军政大权和儿子都托付给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立下了鞠躬尽瘁的誓言。然而，这样的描写对于分析这一事件对日后蜀汉政权的影响来说，太过简略了。我们需要从这两段记载出发，仔细品味文字背后的点滴宝贵信息。
条分缕析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刘备为什么选择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委托人？
刘备政治生涯的前半期颠沛流徙，没有固定的据点。难得的是有一群忠心耿耿的人才始终聚集在他的周围。这群人就包括关羽、张飞、简雍、糜竺、糜芳、赵云等人。他们来自北方各地，组成了蜀汉政权的原从派系。但是这一派系人数有限，掌握的军队和政权也非常有限。到章武三年，赵云是原从派系中硕果仅存的“大佬”，他率领的江州军也是原从派系掌握的主力军队。刘备得到新野，不仅获得了发展的据点，也获得了与荆州世族增进关系的据点。荆州大世族势力有蒯家、蔡家、庞家、黄家、马家、习家等，刘备最终取得了多数本地地主的支持，庞德公、庞统、马良、马谡、黄忠、伊籍、诸葛亮、张南、冯习等人都投入了刘备阵营。这些人人多势众，组成了作为蜀汉政权支柱的荆州派系。荆州派系支持刘备进取四川，在关羽失荆州后则支持刘备攻吴。四川的多数世族在刘备执政后，也都转而支持蜀汉政权。法正、张松、孟达、黄权、刘巴、李严、吴懿等人组成了四川派系。
刘备托孤之时必须取得控制军队和政权多数的荆州派系的支持。首先，诸葛亮是荆州派系的核心人物之一，符合这个最重要的要求。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是刘表的旧友；沔南名士黄承彦是他的岳父；原在荆州主掌行政的蒯家是诸葛亮大姐的婆家；掌握军权的蔡瑁是他的妻舅；庞家是诸葛二姐的婆家。通过这些直接关系的转折，诸葛亮又和马家、习家等搭上了关系。诸葛亮绝不是什么“躬耕南阳的布衣”，而是荆州派系关系网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棋子”。
其次，诸葛亮是战后人才凋敝的蜀汉政权中声望、功绩最高者。刘备东征之前，庞统、法正、关羽、张飞、黄忠就已经先后亡故。东征失败，张南、冯习战死，马良遇害，黄权被迫投降魏国。战后声望和资历甚高的司徒许靖、尚书令刘巴以及骠骑将军、凉州牧马超和刘备的妻舅、安汉将军糜竺相继去世。蜀国已经没有人能在功劳和名望上与时任丞相的诸葛亮相匹敌了。
所以刘备面临的不是挑选谁为“辅命大臣”的问题，而是如何让这个人尽心选辅助幼儿、延续政权的问题。正史的说法是刘备以情动人。他一方面告诫儿子对诸葛亮要“以父事之”，要像对父亲一样尊重诸葛亮，听从诸葛亮；另一方面，他又当众大大夸了诸葛亮一番（顺便贬低了老敌手曹操的儿子一番），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刘禅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刘禅实在不成器，你就取而代之吧。诸葛亮感激涕零，当场表示要忠心事主。
不管刘备是真心还是假意，白帝托孤都是以退为进的成功战略。日后的政治发展都证明刘备对刘禅的判断、对未来的把握是正确的。刘备“诚心诚意，举国相托”；而诸葛亮“忠心为国，鞠躬尽瘁”，树立了千古明君忠臣的典范。
第二个问题是，承诺毕竟是苍白无力的，怎么约束权臣的行为呢？刘备临终前设计了复杂的权力结构，希望对诸葛亮进行实质限制。他将身后的权力三分给了三个派系。
刘备召见诸葛亮的同时也召见了尚书令李严，在任命诸葛亮为“辅命大臣”的同时也让李严“同为顾命”。李严是人们相当陌生的名字，却是刘备寄予众望的股肱之臣。
李严，南阳人，先后在荆州、四川任郡吏、县令、护军。办事干练，在各处势力任职都受到器重。建安十三年，曹操攻打荆州，时任秭归县令的李严并没有投曹或投刘，而是弃官入蜀投奔刘璋，任成都县令，成为四川势力的代表之一。建安十八年，刘备伐蜀，时任护军的李严受命驻守绵竹抵御刘备，但李严率部队投降刘备，转为刘备阵营的重要人物。
在蜀汉政权中，李严历任裨将军、犍为太守、兴业将军、辅汉将军。在地方官任上，李严表现出其出色能力，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又凿通天社山，修筑沿江大道，大兴土木，短短两年就将郡城整修一新，“吏民悦之”，“观楼壮丽，为一州胜宇”。李严是历任犍为太守中政绩最好的一位。
李严的政绩和官职都与诸葛亮不相上下。章武二年秋，刘备伐吴败回，征召李严到永安宫，由太守提拔为尚书令①。李严带领蜀汉政权不多的主力之一（川内地方军队）来到川东，实际负责刘备行营的大小事务，显示出强劲的“接班”架势。
刘备最终还是选择了诸葛亮为头号辅命大臣，而是让李严“同为辅命大臣”，“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样的权力结构正好让诸葛亮和李严互相制衡，防范的对象是照行丞相事的诸葛亮。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备多次笼络提拔李严，并藉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取代去世的老将，为诸葛亮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刘备选择李严与诸葛亮保持制衡，也因为李严本身与诸葛亮是同乡，在荆州和四川两大派系中都有关系。这就为双方的利益协调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以免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内讧激烈，难以控制。
刘备最后召见的是原从派系的代表——赵云。刘备的事业因原从派系而起。赵云是反对刘备的伐吴决策的，因此没有参与东征，而率领本部兵马驻扎在江州，聚拢着原从派系的最后血脉。战败后，蜀汉政权还全赖这支生力军在川东稳住了阵脚。“先主失利于秭归，云进兵至永安，吴军已退。”
各方都非常清楚，随着征伐无常、后继乏人，原从派系的衰落是难以避免的。作为三派中最弱的一派，原从派系非常适合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赵云的威望和他所控制的军队就是这一角色最好的砝码。
刘备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动情地回忆起早年经历的幽州起兵、河北烽火、中原逃难，感激赵云近四十年的忠心追随。最后，刘备深情地嘱托赵云继续照看刘禅，关心朝政。这段嘱托给了赵云非正式的“辅命大臣”地位。尽管之后赵云依然低调，从来没有利用这一法宝，但他及其派系始终是隐藏在花丛后的大炮。
笔者不厌其烦地分析托孤事件，是想表明刘备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现实的。他既没有念念不忘兴复汉室，高呼“北伐！北伐！”，也没有劝告后人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夺天下。相反，他只希望自己辛苦半生建立的事业能够在后人的手里保住，不希望出现权臣当国、危害儿孙权位的情况。《诸葛亮集》所载刘备遗诏充满了对儿子刘禅的谆谆教诲，其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等名句。
刘禅即位之初，时值蜀汉新败，国力亏空，不可不谓是存亡之秋。当时西北有少数民族作乱，南有以孟获为代表的各族人民造反；中原的魏国在陕南虎视眈眈；而江南东吴作壁上观，敌友不明。政权内部的明争暗斗使得形势更加险恶。
成都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以首席辅政大臣的身份全权处理军政大事。如此一来，蜀汉军政大权开始逐渐委于个人。实践中，诸葛亮北和羌胡，平南蛮，联合东吴，北上伐魏，大展英才。这是平息蜀汉内部的党派之争的客观选择，却使诸葛亮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权相。
《诸葛亮传》载：“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李严在同时也获“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在与诸葛亮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几乎征发了各派所有力量，这可以视做诸葛亮对个人权势的检验。可能是因为平定南方战乱是国之大事，李严集团没有对这个安排表示反对。因此到了第二年，诸葛亮集团继续采取了行动。“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江州属于内地，战略地位不如永安。尽管李严的军衔升为前将军，尽管李严表面上依然节制陈到，东部事务“皆统属严”，但李严的实际地位却下降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诸葛亮以出军汉中为理由，开始以军事行动优先政治和人事安排。
既然如此，李严只好降低姿态，转而全力经营江州，修筑巴郡，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与成都相敌的根据地。在此期间，李严采取了两次大的行动。第一，根据《诸葛亮集》的记载，李严曾“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汉制，非刘姓不得封王。这完全是李严对诸葛亮的一次不怀好意的笨拙试探。诸葛亮马上回信拒绝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在回信中，诸葛亮明确表明自己对李严这个老朋友来信的不解。一方面，诸葛亮许诺灭魏之后当“与诸子并升”，意思说统一北方后我们俩共享富贵，开给了一张空头支票；另一方面，诸葛亮又说“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暗示李严自己才是头号托孤重臣，提醒李严不得妄动。
第二，李严要求在川东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五郡巴州”，自为巴州刺史。蜀汉政权真正控制的只有益州一州，由诸葛亮担任州牧，这样诸葛亮就控制了蜀汉唯一的地方政权。现在李严要求将四川一分为二，自己领有一州，以实力对抗诸葛亮的意图非常明显，诸葛亮控制的朝廷自然是断然拒绝。在后来弹劾李严罪名的奏折中，诸葛亮将李严的这一主张看做是“穷难纵横”。
应该说，李严集团的这两招都是“臭棋”。李严这个人“腹中有鳞甲”、“性自矜高”、桀骜不驯，还“逞苏、张诡糜之说”、“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李严缺乏沉稳敏锐的特性，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诸葛亮虽然坚定了肃清李严的决心，奈何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建兴八年，李严以资历再升为骠骑将军。同年，蜀魏在汉中战事激烈。诸葛亮率大军坐镇汉中，以此为契机解决李严问题。诸葛亮采取了调虎离山的策略，要求李严率兵两万离开根据地江州到大本营汉中抗魏。这既使李严失去了根基，也减少了江州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大敌当前，李严更是没理由抗命。深知利害关系的李严提出要求，提名让自己的儿子李丰担任江州都督，继续掌握川东军队和根据地。这一次，诸葛亮非常爽快，“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李严只得率军北上，他忘记了树倒猢狲散的道理。只要打倒李严，他的残余集团注定要灰飞烟灭。
到了汉中后，“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李严担任了汉中各部队总监督，全权处理丞相府事务。一年后，诸葛亮弹劾李严的奏折是这样评价这次调动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①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意思是说李严借机要挟，而自己忍辱负重。
建兴九年春，诸葛亮进军祁山，让李严催督粮食运输。
祁山战役持续了半年。到了夏秋交际的时候，“天霖雨，运粮不继”。《三国志》记载李严“遣参军狐忠、督军成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因为连降大雨导致转运粮草困难（汉中入陕南的山路至今崎岖难行），李严派狐忠、成两个人通知正在祁山一带与魏军相持不下的诸葛亮撤军。诸葛亮如约撤军。
“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李严在诸葛亮回军后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惊讶地说：“军粮还很充足，为何就撤军呢？”以此来推卸自己没有督运好粮草的责任，同时说明是诸葛亮自己无力推进而撤军；另一方面，李严又向刘禅上表说：“大军假装后退，以引诱敌人追击再进行打击。”这就给诸葛亮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诸葛亮的对策非常简单。“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诸葛亮只是出示了李严前后亲笔手书信函，面对铁证，李严只好认罪受罚。结果，李严被彻底打败，“废平为民，徙梓潼郡”，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的儿子、江州都督李丰在父亲被罢官后，被诸葛亮调到汉中继承李严的工作：督运粮草。李丰最后做官做到了朱提太守。朱提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郡。
经过层层政治较量，诸葛亮消灭了最大的政治对手，沉重打击了四川本土势力，确立了自己的权威统治。在此前后，诸葛亮就在北伐的大旗下赏罚自专，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来统一上下的思想。
在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就是彭和廖立两个人被废黜。彭是投降刘备的四川名士，刘备平定益州后，提拔彭为治中从事。彭一下子处于这么高的地位，不免“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人在他这样的地位难免自我感觉良好，洋洋得意。诸葛亮表面上与彭友好相处，内心里却很厌恶他，多次向刘备密告彭这个人心大志广，不能重用。刘备也讨厌起彭来，抓住后者的一个小疏忽，将彭降职为江阳太守。
彭见要去外地任职，很不高兴，就跑去做马超的工作。马超率领西凉残余军队投降刘备，率军在益州北部抚慰羌胡，行事低调以求自保。他问彭：“你才具秀拔，主公非常看重你啊，说你与诸葛亮、法正等人并驾齐驱，怎么让你去外地小郡做官呢？”彭发牢骚说：“刘备这个老兵荒唐悖理，还有什么道理可说！”又对马超说：“将军在外，我在内。我们联手，天下不就能平定了。”马超寄人篱下，又掌握兵权，一直保持着恐惧避祸的心理。他听到彭的话，心中大惊，表面默然不答，等彭一走，马上将详细情况写成表章发往成都。彭随即被收押。
后来彭在狱中后悔了，写信给诸葛亮说自己心高气傲、口无遮拦，并非真心反叛，希望诸葛亮能够放自己一条生路。但是彭还是以谋逆罪被诛死，时年三十七岁。
廖立这个人在前文已经出现过了，就是刘备在荆州时期的长沙太守。担任长沙太守时，廖立不到三十岁，可谓是前途无量。廖立的罪过是当着李邵、蒋琬等诸葛亮亲信的面批评刘备不取汉中而与孙吴争荆州的战略错误。根据联盟一章的分析，廖立作为荆州问题专家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政府同僚面前谈论政事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廖立紧接着批评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前后数丧师众，又批评诸葛亮亲信向朗、文恭、郭攸之、王连等人都是平庸之辈，都是从人，不足与之谋大事，朝廷重用这些人才使百姓疲弊。李邵、蒋琬自然将廖立的正确的评论和不恰当的评论都一并报告给了诸葛亮。诸葛亮以“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的罪名将廖立废为平民，发配到西北偏远的汶山郡。
廖立在发配地亲自带着妻儿耕地拓殖。很多年后，姜维率军经过汶山时，专门去拜访了这位老前辈、荆州问题专家。姜维见廖立还是意气风发、侃侃而谈、高论不断。廖立最后死在发配地。
战争体制和诸葛亮的权威统治就是通过这些点滴事件建立并巩固的。曹评论蜀汉政局说：“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指出了蜀汉的权威政治现实。不管“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意识形态说教是否切实可行，战争体制对蜀汉政权来说是必需的。作为弱国，建立高度统一、目标明确的体制有利于集中国家力量，统一合理调配资源，在乱世中图存图强。就像曹魏是通过推广屯田、务实内政来为战争积蓄力量一样，蜀汉是通过内部的集权来集中力量。客观上，蜀汉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通过屯田耕殖提升国力的空间有限。
假设没有诸葛亮的铁腕统治，假设没有蜀汉以北伐为目标的战争体制，蜀汉在历史上就不会有这么耀眼的作为，就不会有不错的外部环境，甚至会提早灭亡。如若不消灭内部派系，很可能导致党争，致使内部令出多家，政令不通；如若允许彭、廖永等人和有碍团结的言论存在，将导致蜀汉内部人心不齐，政治也会在蔓延的猜疑谩骂中消耗了力量。
诸葛亮的举动将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他并没有错；他的失误在于为政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