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公元181年—234年），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发明家、军事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后来的东晋政权为了推崇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
诸葛亮无疑是个天才。他学究天人，兼通儒、道之术。时运未至时躬耕于陇亩之中，“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颇悟道家顺其自然之理，时运一至，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得儒家进取之道。诸葛亮智计百出，难以捉摸，其一生的智慧或可以风喻之：
风之为物，声于无形，飘忽不定，无孔不入。或轻柔入怀，消暑送爽；或冷洌劲急，透骨生寒。可高举于天，横空万里，可俯掠于地，细致入微。可掀惊涛以击岸，可助火势以燎原，可送风帆于江海，可挟冰霜于长天。悠然而起，悠然而灭，有鬼神莫测之机。
“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始出来”——诸葛亮不平凡的出场。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几番推委。这段故事婉转曲折，扣人心弦，读来引人入胜。然而，这并不能简单的说刘备和诸葛亮是一个装腔一个作势的在表演，这里面也体现了诸葛亮不同寻常的智慧。其实，诸葛亮要刘备三次登门相请，几经曲折方才出山，与司马徽一再在刘备面前盛赞诸葛亮，却始终不肯直截了当的举荐他，在某种意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司马徽要对诸葛亮负责，诸葛亮自己当然更不会拿自己一生的前途开玩笑。常言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诸葛亮并非自甘老死山中的隐士，他每以管仲、乐毅自比，想像他们那样，建立惊天动地的大功业。诸葛亮既然胸怀大志，在“择主”方面就势必非常慎重。刘备虽然被曹操许为英雄，又有仁德之名，而且徐庶和司马徽也都认为他是值得为之效命的英明之主，但是诸葛亮仍要亲自考察一番。诸葛亮在刘备的殷勤相请面前，故作冷漠高傲之态，正是自重的表现，其目的也正是为了让刘备知道他的分量，知道人才的得之不易，因而更加尊重自己。果然，诸葛亮越拿架子，刘备越谦恭，等诸葛亮终于说出他那番石破天惊的妙论，证明自己确有真才实学，并非故弄玄虚时，刘备怎能不佩服的五体投地，把他奉若神明呢？然而，诸葛亮迟迟不肯见刘备除了谨慎和自重的因素外，也是实际情况的需要。从小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诸葛亮隐居隆中并不是要做隐士，他一直在密切的关注着天下形式的变化，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从一开始就看中了刘备，更没有证据说他早就为刘备谋划了天下三分的奇策。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设想，当他得知刘备准备请他出山时，他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思考，以提出一套适合刘备军团发展的可行性战略。而我们看到从刘备的一顾茅庐到三顾有一段不短的时间，这正好满足了他的这种需要（也可以认为是诸葛亮刻意安排的）。否则，当他最后终于面对刘备满怀期待的目光时，如何能那么从容地道出他的隆中之策，并挂出西川五十四州之图呢？
“隆中定乾坤，三分藏玄机”——诸葛亮智慧的集中体现。“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豫州当日叹孤穷，何幸南阳有卧龙！欲识他年分鼎处，先生笑指画图中。”年轻的诸葛亮未出茅庐，就已于笑谈中描绘了一幅三分天下的蓝图。从此，它就成为指导刘备军团行动的战略纲领。刘备军团也正是围绕这一战略设想，夺荆州、取西川最终建立蜀汉政权的。诸葛亮名垂千古，其治国安邦的井然有序，用兵打仗的神机妙算，向来为人所称道，但其最精彩的杰作还应数这篇石破天惊的“隆中对”。他好象是在笑谈中信口道出的，实则凝聚着他多年潜心学习、研究和观察的心血，可以说“隆中对”是诸葛亮智慧的最高体现。首先，“隆中对”从决策的角度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纵观天下大势，表现了卓越的大局观。此时刘备尚寄身于刘表的篱下，屯住新野小县，诸葛亮也还是躬耕隆中的隐士，但诸葛亮却身在草庐眼观天下，目光并未局限在隆中、新野这一隅。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就完全抛开了这些枝节问题和无关紧要的人物，直接抓住了曹操和孙权两大军团力量和两个核心人物，高屋建瓴，三分之势一下子就出来了。这个大局清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其次，高瞻必能远瞩，由于诸葛亮能从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观点看问题，因而对天下大势把握的十分准确，对未来形式的发展有着惊人的预见力。要知道，当诸葛亮在“隆中对”是刘备刚大败于汝南，正依附与刘表，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这点可怜的实力，不要说无法与曹操、孙权相抗衡，就是刘表、刘璋乃至与张鲁、马腾之辈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诸葛亮看来，在四起于天下的所谓英雄中，除曹操和孙权外，其余都是些胸无大志，腹少良谋的庸才，虽然有些也算得上是兵多地广，但是不足虑，刘备的事实力虽然暂时还不够强大，而且连自己的地盘也没有，但他志向远大，锐意进取，善于笼络人心，又有皇叔这块“金字”招牌，只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完全可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与曹操和孙权鼎足而立的第三大势力。事实证明，这一预见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因为荆州的失守、关羽的被杀以及刘备的兵败身亡和“扶不起来的阿斗”使诸葛亮的战略设想受到了沉痛的打击也使“隆中对”的终极战略目标——“图中原”“兴汉室”的“大业”未能完成。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也有人因此而对“隆中对”的战略构想提出了质疑，认为“取西川建基业”的设想是“弃天下而入巴蜀”，是选择“非地也”；“自率大军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是“失轻重”。从理论上讲，这些认为和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是实际上却有失偏颇，似乎忽略了当时的客观事实，而且对“隆中对”强调“人和”的精神似乎也缺乏理解。巴蜀条件确实相对比较差。对军团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与蜀国后来的衰落有着紧密的关系。然而从当时的天下大势来说，“曹操已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之地，已历三代，百姓归附”，于是，剩下的就只有荆州和益州了。所以诸葛亮提出“先取荆州为安身之地，之后夺取西川建立基业”。也许有人又要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在荆州建立基业呢？对此，庞统后来的一句话简单明了的道出了其中的道理：“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虽然偏远，但在刘备的力量相对弱小的时候，这里山关险阻正好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而且，正是因为这里远离中原，才能使刘备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而同时又不让曹操和孙权马上感到威胁。等到羽翼丰满了，则可以侍机而动，出山川而临平原，夺取天下。所以说，诸葛亮的这一战略构想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另外，我们不应忘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实际上说的很清楚，要“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而刘备独占“人和”。这就是说，刘备若想成就霸业，一不能靠天时，二不能靠地利，只有靠人和，靠他“信义昭著于四海，统揽天下英雄”。靠他受到老百姓“箪食壶浆”的欢迎。如此说来，益州在地理上的偏远也就无大碍了，人们不是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嘛！总而言之，诸葛亮的“隆中对”站的高，看的远；放眼天下立足现实，既有战略目标，又有具体步骤，谈外交，讲内政，重视人谋，强调人和，是战争战略的经典之作。
“居其位，要其权，行其令，兵贵权一”——为将立身之本。忽报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来了。张飞闻知，谓云长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正说之间，玄德召二人入，谓曰：”夏侯惇引兵到来，如何迎敌？”张飞曰：“哥哥何不使‘水’去？”玄德曰：“智赖孔明，勇须二弟，何可推调？”关、张出，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张飞谓云长曰：“且听令去，看他如何调度。”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军马。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等彼军至，放过休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纵兵出击，就焚其粮草。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关平、刘封可引五百军，预备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令为前部，不要赢，只要输，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云长曰：“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大笑曰：“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剑印在此，违令者斩！”
诸葛亮从“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到“星落五丈原”一直贯彻的原则是我居相位，要有相权，权令政通，其过自负（虽也有“挥泪斩马谡”的文过饰非，这里暂且不表，后文自有叙述）。当诸葛亮第一次指挥作战时，他很明白，这一次是奠定威望的关键。因此，他没有向关羽、张飞甚至是刘备做出任何情面上的让步，在指挥权、调动权、生杀权上认认真真，虽然当时关、张等将领心里不服，但是诸葛亮依然很沉着，加上有刘备的大力支持，孔明第一次顺利的实施了实权。这为他以后在刘备及其军团的地位打下坚固的基础。可以这样讲，诸葛亮是一个责任、权力、利益分得很清楚的人，诸葛亮的这种做法在《兵镜吴子•；计战下》中有明确的表述：“战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技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必，兵权贵一也”兵权贵一，他要求统御者对其下属必须有绝对的指挥权。不允许在其统辖范围内存在难以驾驭的“特殊身份”的将士。在其决策过程中，不允许存在任何其它影响决策的干预出现，统御者的职与权必须完全一致，有职而无权不能尽其职。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注重的，不允许有丝毫的不稳定因素，这在后来的通过谴关羽伏击曹操的事情来进一步折服关羽进而“控制”关羽就能够充分体现诸葛亮对兵权贵一的高度重视的智慧。
纵观诸葛亮一生，“火烧博望坡”“联吴抗曹”“草船借箭”“祭东风”“捉放曹”“巧｀借＇荆州”•；•；•；“平五路运筹帷幄”“七擒孟获、平南蛮”“空城计”•；•；•；其智慧之举，智谋之计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然而，中国有句俗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又有成语云“百密一疏”。诸葛亮虽可以说是智慧的化身，然而纵观其一生也有“挥泪斩马谡”、“刘备准备伐吴时的劝谏不力”、“连年北伐，用兵太甚”“荆州防务交接不力”等诸多令人慨叹惋惜的人格缺憾及不足。
“中朝大官老于事”——荆州防务交接不力关平入，呈上玄德书信。孔明视之，内言：“本年七月初七日，庞军师被张任在落凤坡前箭射身故。”孔明大哭，众官无不垂泪。孔明曰：“既主公在涪关进退两难之际，亮不得不去。”云长曰：“军师去，谁人保守荆州？荆州乃重地，干系非轻。”孔明曰：“主公书中虽不明言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将玄德书与众官看曰：“主公书中，把荆州托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虽然如此，今教关平赍书前来，其意欲云长公当此重任。云长想桃园结义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责任非轻，公宜勉之。”云长更不推辞，慨然领诺。孔明设宴，交割印绶。云长双手来接。孔明擎着印曰：“这干系都在将军身上。”云长曰：“大丈夫既领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见云长说个“死”字，心中不悦；欲待不与，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来到，当如之何？”云长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云长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荆州危矣。吾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云长问：“那八个字？”孔明曰：“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云长曰：“军师之言，当铭肺腑。”
刘备夺取西川失利时，诸葛亮其实面临两个异常严峻的任务，其一就是调军入川支援，其二是选择一个合适的人物镇守刘备军团赖以生存的唯一根据地——荆州。到底命谁留守荆州，关系是非常的重大。
当然，刘备有所暗示：派关羽之子关平送讯前来，已有让关羽坐镇荆州之意。
此时诸葛亮就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选择了。荆州原班将领中，唯有关羽、张飞、赵云具备留守荆州的，独当一面的资历、身份与能力。诸葛亮对此三人也有相对较为深刻的了解：张飞鲁莽，常纵酒使气，勇有余而谋不足，不是适当人选；关羽，有智谋，亦有勇力，但却有致命弱点：骄傲自负，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尤其在战略思想上有大隐患（关羽从观念上，没有坚固树立“东结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宗旨，从感情上更是轻蔑东吴人物，而与曹魏将领有情谊、旧交）。三人中，唯有赵云智勇双全，又深切领会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但他有先天逊于前两人之处：关、张是刘备的结义兄弟，赵云在刘备眼中，在刘备军团中，总归为“外人”，尚非嫡系。
结果，虽然诸葛亮明知关羽“刚而自矜”，独守荆州有大隐患；虽然在交割印信之际也百般犹豫，却终于唯恐伤刘备和关羽之情，没有从事业成败角度考虑，只以自己不受怨责出发，带最适合自己的人选赵云入川，而将荆州镇守之重任放在并不是最合适的关羽身上。
这其中，除有怕悖刘备之意，伤关羽之情的考虑外，诸葛亮还有另外的“个人小算盘”，关羽骄傲，与诸葛亮私人关系不如赵云与诸葛亮关系好，关羽难能驾驭，而赵云通情达理，易于指挥，所以，与赵云一同入川也不能不说有着个人的情感成分了。
如此决定，暗符刘备心思，是会获得刘备好感的，但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角度上去看诸葛亮过分顾及“人情”而不敢直抒己见，力挽狂澜，只作顺水人情，当“老好人”，则显出人格上的弱点了。
“不求功垂千古，只求尽忠当时”——穷兵黩武，连年北伐其实从“连年北伐”“六出祁山”也同样能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的处世稳健、人情练达，并讲信义、重恩泽，老谋深算而不能明目张胆以报天下的人格缺憾。
三国鼎立之后，天下形式基本确定。一时难能改变。从总体实力上看，曹魏又较蜀、吴稍强，明智的蜀国领导者，只宜发展国力、养精蓄锐，提高与曹魏、东吴的抗衡能力。在三国处于相持阶段，绝不宜轻易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在“大势”确定下，任何军事行动均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从诸葛亮“六出祁山”的事实结果来看也确实如此。然而，这对于晓大势、谙国情，对三国形式了如指掌，又实际治理蜀国多年的有经验、极明智的诸葛亮肯定是非常清楚的。这不光诸葛亮清楚，蜀国的其他臣僚也有清楚的，比如第一次出师前，太史谯周就劝道：“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耀倍明，未可图也。”再比如第六次出师前，谯周有以天象为借口，表达出众臣不宜直言的反对意见：夜观天象，盛气在北方，不利于北伐。又有报告近日成都多怪异：先是数万飞鸟投汉水而死，又有成都人都在夜间听到松柏在哭······等等。
但是诸葛亮明知这些，却一概听不进去，“我受先帝托孤之重任，就应当竭尽全力讨伐逆贼，怎能因这些而改变？”并以祭祀先帝刘备之举堵众人之口。然而从其拜奠之辞中，却使人更清楚的看出诸葛亮只为“一个名节的完全”而忽视国家事业成败的潜意识成分：“臣六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死而后己！”这种以死相报，表示忠诚之举，到底说明诸葛亮的必胜信心，还是在表示不负刘备的“忠心”呢？
很明显，诸葛亮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奋“人力”抗“天数”，不求功垂千古，只求尽忠当时。
“下不倍上，疏不间亲”——刘备伐吴前的劝谏不力刘备登基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伐吴，为关羽报仇。当时文武臣僚都在，对此种违悖战略大计，有毁刚建基业的不明智之举，可以说是众人都不同意，都认为是刘备感情失控的表现（当然，这里是否真是刘备感情失控的表现，还有待商榷，笔者且保留意见不表，留在其它文字中叙说）。但作为群臣之首的诸葛亮却没有轻易表态，尽管刘备一向对他言听计从，他当时却一言不发。唯一公开表示反对、极力劝谏的只是赵云。
刘备自然不会因为赵云一人反对而改变主意，紧接着就下校场演练人马，把动议落实为行动。
诸葛亮此刻，却只在相府，深居简出。于是，众大臣出于无奈，都一起来到相府，“求”孔明出面劝阻刘备，而且已经表现出对诸葛亮的某种程度的不满：“今天子初临大位，亲统军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钧衡之职，何不规谏？”
这时，诸葛亮才应付道：“吾苦谏数次，只是不听。今日公等随我入教场谏去。”而且在校场的谏言也不见有多大的力度。
诸葛亮到底是否曾苦劝过刘备，不得而知。但从上述行文间，我们却可体会到：他并没有公开站起来据理力争，当面劝谏；也可揣摩出：即使背后劝说，也只是轻言浅论，绝不如唐相魏征那般强谏！而且到众大臣找上门来，求他出面时，他才拉大家“一起”去劝。他为什么不能以自己身份，以自己对刘备的影响，以自己对刘备此举将使国家大损的精深透彻的分析，来使刘备改变初衷呢？为什么不能单身前往，抗言相争呢？
待后来，刘备已经带兵要走时，拦截马头，以死相劝的，只是学士秦宓：“陛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思之。”······“臣死无恨，但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句句切要，字字有力，而且为国家事业计，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以至刘备大怒，要杀死秦宓，只因众官求情才免于死刑。而此时，诸葛亮竟不在场，只是“听说”后，才上了道表章，书面表达意见。而且意见又写的不痛不痒，没有对政治大势，军事利弊切中要害的分析，只限于一般性劝解、安慰上。待刘备无动于衷、坚持己见后，诸葛亮就再无一言，听之任之了。
诸葛亮真的无力劝谏吗？刘备真的一点也听不进诸葛亮的劝谏吗？实际上恰恰相反。
比如在此事之前，对刘备的执意不肯登皇帝位、再三斥责众臣、极力反对劝进，诸葛亮的态度就与对刘备出征一事的态度迥然不同，先是私下找人商议，然后主动邀集众臣，上表章书面劝进；在朝延上更言辞恳切，热烈直说；刘备不从，则三天又引文武百官去见刘备，跪请执行，苦劝数次，见刘备还是不同意，诸葛亮竟以“辞职”相挟了——称病不出，百事不管！直逼的得刘备再无办法，只好最后服从众人，登基为帝。
诸葛亮在前后相连的两件关乎军国大业的事件面前，为什么判若两人呢？
应该说，从中反映了诸葛亮为人的老道练达，对人情世故的透彻了解：前一件事，且不说刘备是假意推辞，故造态度，就是刘备真的以“忠义”为旨，不肯自立为帝，那么诸葛亮百般劝谏，以至设计相逼，也无害于自身——毕竟是尊崇刘备的举措，刘备即使不同意，也不会处罚、厌恨劝进者的。谁又不喜欢阿谀奉承之言呢？而后一件事性质就不同了！此次伐吴，是报兄弟之仇，刘备绝无矫情成分，表演因素。因此劝其改变主意便难，此其一。其二，相对刘、关、张三兄弟而言，诸葛亮毕竟是外人，疏不间亲。否则，不但劝谏不成，反会遭到刘备兄弟的怨恨。张飞不是已经放出：“他人岂知昔日之盟？······！”之言了么？言外之意，已经十分明白。因此，诸葛亮就不便于直言，以至再难进言了。
这一点，确实反映了诸葛亮人情练达、老于世故。但恰恰如此，也同时表现出作为丞相、军师，作为一言一行都关乎国家兴衰的首辅大臣的诸葛亮的人格缺憾之处了！
刘备伐吴，违背当年确定的正确战略，而且必将有损于国家根基，致使统一大业难以实现。对这样的军国大事，却又出于人情世故的顾虑而不敢劝阻、放弃职责采取“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与“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个人为重，视国家事为轻的圆滑做法，对身为丞相、军师的诸葛亮来说，其人格上的缺欠就十分明显了。于是，刘备伐吴的失败，虽然诸葛亮没有亲临军阵，但他是有责任的。有罪责而不受其咎，无论哪一方又对其没有意见？
“用人不明，文过饰非”——街亭失守和挥泪斩马谡街亭失守是孔明六出祁山中的第一次大的失败，对于这次失败的原因从表面看是“马谡拒谏失街亭”，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与马谡的不服从诸葛亮的安排，拒绝王平的建议。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认真分析，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当在诸葛亮，从决策的谋略上看，他至少犯了三个错误。
首先是战略决策上的错误。善于审时度势，是一个决策的谋略者所必需具备的条件。人们常把三国的形式说成是三足鼎立，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三方的力量是很不平衡的，当时天下十六州，魏占十二，吴占三，蜀国只据有一州。魏国所在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一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面积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兵精粮足，吴的江南向为鱼米之乡，又有长江天堑可依；而蜀国所在的益州，虽然被称为天府之国，可早在原来的统治者刘璋时，已是国困民贫，刘备据有蜀川以后，连年对外用兵，社会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加之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彝陵，更是元气大伤，当年叱咤风云的五虎上将，只有赵云硕果仅存，可也年纪老迈，姜维新降，关兴、张苞尚嫌稚嫩，蜀方连一个智勇双全的帅才也找不出来。以这样的力量对比，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决策者，是不会采取主动进攻的势态的，他应当如同当年的越王勾践那样，实行韬晦之术，保存实力，休养生息，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待到国力增强，时局有变，再图进取。然而，孔明不是这样，他想利用曹丕之死，曹睿刚刚登基这样的一个机会，大举北伐，以图侥幸取胜。当时朝中的大臣并不都同意他的主张，马谡便公开表示过反对，可孔明不听，一意孤行，几乎征调了蜀国所有的青壮兵员，投入了这一场他自己也没取胜把握的战争，这在决策的谋略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孔明自称一生唯谨慎，别人也这么认为，其实，在这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他一点也不谨慎，而犯了一个冒险主义的大错误。
以孔明的天才，他难道真的不了解这种对蜀国极为不利的形式吗？不，他是十分清楚的，他在此后不久写的《后出师表》中曾说：“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可见对北伐并无必胜信心。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孔明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复兴汉室，是他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战略成果及政治思想，他为实现这一理想已经奋斗了半生，刘备临终前，更是将这一重任全部托付给了他。他此时已是年近半百的人了，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同时也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这显示了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坚持信念的坚定性和忠贞的政治品德。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毕竟是一场悲剧。
其次，他在战术决策的谋略上也犯了错误。
以弱胜强并不是不可能，那是在取得许多局部胜利的基础上最后才能取得的，如果孔明接受了魏延的建议，奇袭长安，最大限度的消灭魏军的有生力量，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街亭之战，而他却要求什么万全之策。事实证明，他的万全之策不但不“万全”反显的有些不堪一击。
最后，他在用人的决策上也错了，孔明这次出兵，取胜的赌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押在了对方不起用司马懿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听说司马懿率兵前来，他不禁有点慌了神。他整个的战斗部署不在是进攻，而是作退却的打算了。对保卫街亭的营地布防，他的安排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统帅，领导艺术的高低，除了出主意，还要善于用人。街亭之战既然如此重要，如果孔明不能亲临指挥，也应该安排一个最为强有力的应敌阵容才是，司马懿是亲自统兵，倾注全力，孔明却没有采取相应的布置。当时，他手下有老将赵云，魏延，新秀姜维、关兴、张苞，他都不用，偏偏选中了马谡。马谡其人，刘备在临终时特意向孔明交代过：“朕关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司马懿也说他“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可见他的凡庸无能早已出了名。可是孔明却偏偏起用了他。他并非不知道马谡不是司马懿的对手，竟然凭马谡的一纸军令状，便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了他，这岂不又是太不“谨慎”，太不符合“万全之策”的要求了吗？从他派王平充当副将，高翔侧翼支援，魏延后面接应来看，整个战斗部署似乎不是为了抗击魏军，而是给马谡当保驾。孔明在战斗的部署、用人的决策上都错了。
我们再来看看马谡是否真的该斩。
孔明安排马谡去担当保卫街亭的重任，这是他在用人上的一大失策，也就是说街亭失守的主要责任应该由他孔明自己来负，这一点已如前述，孔明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当孔明听说街亭失守时，不由跌足长叹“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在后来给后主刘禅所上的表章上也说：“•；•；•；•；•；•；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他主动提出自贬三级，这表明他对自己的要求严格，是值得钦佩的。但孔明不应该满足于自责，还应总结教训，考虑以后如何更好地使用人材。
古人讲，用人如用器。不同的器具有不同的用途。一个高明的的决策者，应当根据人才的特点来安排使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马谡不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材料，他食古不化，拘泥书本，又刚愎自用；但他并不是没有长处，有人称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他也正是因此而得到孔明的赏识。孔明讨伐孟获时“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理论就是马谡提出的，也被蜀国军团所采纳并执行，七擒七纵，终于收降了孟获，稳定了南方这个蜀国的大后方，诸葛亮也由此而获名垂千古，深受云南人民爱戴。对于，这次的出兵北伐马谡也是不同意的，表明他对全局的认识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孔明，他提出的反间计也确实达到了使司马懿被罢黜的目的。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马谡是一个出色的智谋之臣，孔明既已错用他于前，就应该自我反省，妥善处理他于后。对他加以处罚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杀头。胜败乃兵家常事，哪能因为一次的战斗失利就杀主将的头呢？应当允许人犯错误，同时还要允许人改正错误，孔明应该在自己承担主要责任的同时赦免马谡，使其戴罪立功。
马谡不是那种冥顽不灵的人，如果他能得到赦免，必定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克服自己的毛病，今后再要临敌，他一定不会再固执己见，而会多方听取意见，从实际出发，周密考虑，雪洗前耻，立功自赎的。可是孔明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问题不仅仅在于马谡，这对蜀国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当时蜀国僻处一方，人才本来就少，加之连年征战，老成凋谢，新秀未起，人才不足更为突出。作为实际执政者的丞相诸葛亮，不应该满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样一种道德上的自然完善，而应该从蜀国的长远大计考虑，多方延揽人才，培养人才才是。像马谡这样的人，如果假以时日，让他在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反复经受锻炼和考验，可以相信，他一定会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才。可是孔明没有这样做，而将一个正在成长的人才轻率的杀掉了，使人不得不觉得有点推卸责任，文过饰非之嫌疑。孔明的这种做法，蜀国的大臣是有不同意见的，蒋琬便反对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他痛心的指出：“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军中的大小将士也为马谡的罪不当诛而痛惜流涕。到后来的几出祁山时，蜀国在人才的调配上处处捉襟见肘，以至到了“蜀国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地步，对此孔明是难辞其咎的。
诸葛亮的处世稳健、人情练达，并讲信义、重恩泽。这些人格品质，在一般情况下，或作为平民百姓时，自可称道。而当其在关乎国家兴衰的历史关键处，又身居宰辅之臣的重要位置时，一味沉溺于此，则就成为缺点乃至弊病了。
真正在历史风云、政治波涛中有大作为的人，绝不会因人情世故方面过多的个人考虑而不敢作为；也不会只顾忌自己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而矫情造作；更不会因感恩戴德，为表示忠诚而违心悖势地做于国于民徒劳无益的事情！真正的贤相，不在于其“完美”，而在于其推动历史的“有为”！
秦国丞相商鞅。为国家发展，宁忤贵族而坚决变法，虽惨遭车裂之祸而功名垂世；仍是秦相的李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上书要驱逐六国人才出境的君王抗争！•；•；•；•；•；•；及后世的宋相王安石之辈、当代的元帅彭德怀等人，均可谓一心为国乃至敢以命相讦的栋梁。他们之中，人格品德上或许不足称“完善”，但作为国家重臣、人民公仆，则可谓“坦荡无私，光明磊落”的，相反，不少人品端庄、德行臻美的宰辅重臣，虽可维持局面，稳固国家，自身形象也为人们所赞颂，但纵论起政治上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秋，动荡岁月之时特立独行，为民请命，力挽狂澜，为国忘己的作用，却了无可道。“好人”可是，“功臣”难当！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作为宰辅重臣虽有诸多人格缺憾。然而，诸葛亮智慧的化身及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已经深入老百姓心中，老百姓心中也自有一杆公允的称（还是秤）来评价诸葛亮的功过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