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丧事虽然浩大，但并不被称为“葬事”，因为他的棺椁并未下葬。
1975年4月5日夜，蒋介石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北郊的士林官邸病逝，享年88岁。第二天，蒋介石逝世的消息便传遍了全世界，而有关蒋介石的治丧活动也由此拉开了序幕。此时，台湾在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下已经历了二十余年，蒋的个人崇拜无以复加，但事实上此时不仅“反攻大陆”的迷梦已然幻灭，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也正在风雨飘摇中。蒋介石的丧事，不仅将台湾地区的威权崇拜与领袖神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也预示着这一难以为继的神话将会迅速走向破灭。而这场丧事留下的慈湖陵寝和中正纪念堂两大建筑，也在随后的政治风云中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命运，见证了台湾地区从威权政治走向自由多元的时代变迁。
瞻仰遗容和路祭迎灵：全台动员的蒋介石丧事
蒋介石病逝后的次日早晨，其遗体便由士林官邸移往石牌的荣民总医院。由于家属的要求，蒋介石的遗体没有取出内脏，而仅被进行了时限两月左右的简单防腐处理，随后于4月9日上午移往国父纪念馆的正式灵堂。蒋介石的灵柩在国父纪念馆停留了七日，期间向民众开放瞻仰遗容和吊唁致祭。
安放在铜棺内的蒋介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胸前有一条红色绶带。在绶带上缀有三枚醒目的勋章，分别是采玉大勋章、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采玉大勋章是国民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最高勋章，中缀玉质青天白日国徽，只有元首可以佩戴。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则是一般勋章中的最高等级者。这三枚勋章据说是蒋介石生前最喜爱的三枚。
此外随葬品还有四本书——《圣经》、《荒漠甘泉》、《三民主义》和《唐诗》。这一看似有些混搭的组合，代表了蒋介石所宣称的三种信仰：基督教、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此，美国作家布莱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一书中对蒋介石思想的分析或可帮助我们理解：“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很少的缘故。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尽管他也有社会理想，但与其他目标相比，这些理想被置于次要地位。”
在国父纪念馆停灵期间，有众多民众从全台各地前来瞻仰蒋介石遗容，一时间国父纪念馆门前人头攒动，场面空前。据说在排队的人群中，最长有等待了七八小时才得以进入灵堂的瞻仰者。在开放瞻仰期间，单日进入国父纪念馆的瞻仰者最多时达50万人。为了方便民众瞻仰吊唁，当局决定14日灵堂开放至午夜24时。在这数天时间里，作为长子守灵的“行政院长”蒋经国，一边在灵堂内接待来访要员，一边又数次前往慈湖陵寝工地查看，可谓劳累异常。
蒋介石作为二战四大盟国领袖中最后一位去世者，其曾经拥有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自然是超越了其人生最后二十多年里作为小小台湾岛的领导人这一尴尬的实际身份的。尽管如此，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当局所谓“国际地位”已摇摇欲坠。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同年中日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却遭遇了“外交”上的“断交狂潮”，从1971年到1975年间，就有43个国家与台湾“断交”。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蒋介石丧事上的国际声音和面孔，也难免略显褪色。
在已与台湾“断交”的日本，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外祖父)是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日本政客。他在蒋介石逝世后的一番言语，颇为值得玩味。他在4月6日这样说道：“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我们不可能忘记蒋先生为日本所出的力。虽然日本军方在中国造成了一场风暴，但是他把日本人遣送回国，不把任何人当作战犯。他反对苏俄分裂日本，并运用他的力量，保存了我们的天皇制度。他协助日本防止战后的混乱，并协助日本奠下复兴的基础。”
此外，台湾的艺术界人士，也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了“追念总统蒋公全国美展”，以书法、篆刻、水彩画、国画、摄影、雕塑、油画、版画等八大类的艺术作品，来“表现蒋公之彪炳勋业与革命精神”。这些作品，大都出自名家手笔，成为了特殊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历史记录。
在蒋介石灵柩由荣民总医院移往国父纪念馆，以及从国父纪念馆移往慈湖陵寝的过程中，灵车所到之处沿线，当局都进行了精心的布置，沿途建筑不仅挂满了哀悼的标语，颜色鲜艳者还被要求迅速涂刷为素色，以配合哀悼之气氛。途径的路口和收费站等处，还制作了临时的跨街牌坊等装饰物。治丧委员会不仅在移灵路上动员大量军人、学生跪拜“迎灵”，更沿途分设了众多供桌祭品，开展所谓“路祭”。仅16日奉厝慈湖的路上，就有2700多处路祭点。在蒋介石治丧期间，从台北到桃园，大街小巷立时被切换到了“国丧”模式。
奉厝慈湖：蒋介石的“暂时”安息
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就已经对于自己百年后的安息之地做出了精心安排。自居为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和正统继承人的蒋介石，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抗战胜利南京光复后，蒋介石一边派人平毁了中山陵附近梅花山上的汪精卫墓，一边又在中山陵西侧紫霞湖北岸选定了一处地势高于明孝陵而又低于中山陵的地块，作为自己的墓址。随后，该处建起了一座由蒋亲笔题词的“正气亭”。
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蒋介石最终自然是无福享用这块风水宝地了。但毕生对于“光复大陆”念兹在兹的蒋介石，仍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归葬大陆。4月7日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中写道：“处理治丧有关事宜，请示母亲后，决定暂厝父亲之灵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父亲之心愿。”
蒋介石丧事虽然浩大，但并不被称为“葬事”，因为他的棺椁并未下葬。整个丧事既未依照《国葬法》举行国葬，其移灵慈湖的仪式也不同于孙中山当年奉安大典，而被称为“奉厝”。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帝王陵暂厝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南宋皇帝在绍兴的“攒宫”。南宋朝廷为了表示收复中原故土的决心，其帝王陵都称为“攒宫”，并且埋葬很浅，以示暂厝于此，将来光复中原后要迁葬北宋皇陵故地。蒋介石棺椁在慈湖“暂厝”，也同样是类似的政治宣示。
慈湖位于今桃园市大溪区福安里，1959年由荣民工程处在此兴建了蒋介石的一处行馆，建筑形式为一座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初名“洞口宾馆”。由于该处山水形胜酷似蒋介石故乡浙江奉化，蒋介石睹物思人，想起其母亲王太夫人，因此于1962年亲笔题写“慈湖”匾额，将该处改名“慈湖宾馆”。晚年的蒋介石十分喜爱这处行馆，时常驻跸于此，在山间湖畔静思。
步入慈湖陵寝，进入大门后穿过小院，便是奉厝蒋介石铜棺的行馆正厅。蒋介石的铜棺放置在大厅中央的黑色大理石基座上，正前方墙壁上是蒋介石的遗像，而铜棺前则立有一枚用黄色雏菊扎成的十字架。在行馆卧室的书桌上，放着蒋介石生前所写的一张便条，上面是“能屈能伸”四字。对于威望曾如日中天的二战同盟国四大领袖之一，最终又偏居东南海岛二十多年的蒋介石来说，“能屈能伸”四字与其说是蒋的自勉，倒更似一句尴尬而精准的人生写照。
在陈水扁执政后期的2007年，扁当局在“去蒋化”行动上动作不断，撤去了驻守慈湖蒋介石陵寝和头寮蒋经国陵寝的三军仪仗队，甚至一度传出要将两蒋下葬的声音，慈湖陵寝也于当年12月封闭。不过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又于当年6月恢复了两蒋陵寝的三军仪仗队并重新开放陵寝对外参观。如今，慈湖蒋介石陵寝已成为陆客赴台游的热门景点。
从大中至正到自由广场：蒋介石崇拜的潮起潮落
作为东亚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威权统治者之一，针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曾弥漫全台，而这种时代潮流在蒋介石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达到最高峰。台湾“行政院”在蒋去世当年即发布《纪念总统蒋公有关事项》，除了每年蒋介石的生日和忌日为法定假日，全台放假一天以外，还规定由“教育部”制定和推行《总统蒋公纪念歌》，并“以总统蒋公毕生丰功伟业之事迹，经天纬地之思想，编为各级学校适当课程之教材，垂诸永远”。此外还要求各县市都要建立蒋介石铜像，各地机关、学校、部队之礼堂、会议室等处都要悬挂蒋介石画像等等。而在这其中，耗资最巨的一项规定，便是兴建中正纪念堂了。
1975年7月，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决定以台北市杭州南路、中山南路、爱国东路和信义路合围地块为纪念堂基地，随后向海内外公开征集建筑设计方案。经过评审，最终决定采用台湾著名建筑师杨卓成的方案，并进行修改完善。纪念堂园区由中正纪念堂、“国家戏剧院”、“国家音乐厅”和大中至正牌楼等建筑构成，中轴对称布局。整个园区面向西北，中轴线指向中国大陆方向。
中正纪念堂建于三层高的台基之上，平面为方形，与“中正”之意契合。屋顶为蓝色琉璃瓦八角重檐攒尖顶，屋脊构成多个“人”字形，寓意“天人合一”。而蓝色琉璃瓦和白色墙面则构成了“青天白日”的象征性色调。堂内大厅正面为一尊六米多高的蒋介石坐姿铜像，基座上刻有蒋介石遗嘱。而大厅天花板中央则是一座青天白日图案的藻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