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相对其他几人，伍秉鉴则是惟一一个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
伍秉鉴生在已经走下坡路的满清晚期，不但拥有大清的三品顶戴，更因坐拥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而被称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在他的晚年为何又生出移民美国的愿望呢？
当我们了解了伍秉鉴和他领导的广州十三行的兴衰史，或许能从中找到答案！
一、十三行诞生的背景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
为了迎合当朝皇帝的这项政策，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
广州十三行
以此公告为契机，广东地方政府于当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
至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
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则成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
二、十三行的发迹得益于他的垄断地位
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加上行商的努力经营，十三行得以迅速繁荣起来。清政府从十三行处每年获得的海关收入由起初的几十万两上升到上百万两，十三行逐渐被称为“天子南库”。
正是当年李世祯的这则公告，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伍秉鉴，同时也为中国催生出“广州十三行”这样世界级的富商群体。
伍秉鉴
也就在十三行的生意如日中天时，1789年伍秉鉴接管怡和洋行的生意，并成为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之后，他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并始终驾驭笼络其他行商。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同时伍秉鉴也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成为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员。
三、伍秉鉴和他的十三行生存在由清政府圈定的夹缝中
按照大清朝廷的设计，官员不能与洋商直接接触，洋商与中国商人也不能直接接触，十三行的行商就是在贸易双方中间起“中介”作用，行商只被授权收缴税饷，代办各类官方事务。
因此，每年经手数百万元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十三行行商，其性质一半是官方的工具，一半只是守在广州口岸算计货物差价，抽取“规例”、“行用”的“牙商”。
按照大清朝廷的规定，十三行在外商与清廷之间还起一个担保制衡的作用，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拖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责任。
按说，大清朝廷对官员、行商、外商的职责和行为都做了相应的规定，行商之间也有“保商制度”，那么，让大清帝国国民成为“东亚病夫”的鸦片是如何上岸而后被一些不法商人分销到全国各地的呢？
四、伍秉鉴和他的十三行生存在正常商人和外国鸦片商之间的夹缝中
在嘉庆至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在货物中大量夹带鸦片输入中国，在这个贸易过程中，作为垄断西洋和南洋海外贸易活动主体的十三行，其地位就变得十分微妙。
伍秉鉴作为十三行中的首富，在遵循“保商制度”做代理商的同时，还凭借他与各国商人的友好关系，建立起其世界性的商业网络。
五、在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中，伍秉鉴扮演了双重角色
林则徐在来广州之前已经派人调查鸦片走私的情况，并制定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查封烟馆，禁止买卖鸦片，严惩不法商人，从源头上截断鸦片的流通；另一方面，严禁吸食鸦片，设立戒烟所，强制戒烟。而要彻底堵住鸦片的源头就必须拿外国烟商开刀。在怎么与和洋人交涉这个问题上，林则徐首先想到了广州十三行。
生存在夹缝中的十三行决定了自身职责的双重性，首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团体，在政.府政策的框架内，还肩负着海关的责任。
当年广州鸦片走私猖獗，作为十三行的领袖，伍秉鉴父子自然脱不了干系。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贸易，这其中包括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
凭着在官场的特殊关系，伍秉鉴早已获知林则徐来广州的消息，也明白林则徐所为何来。因此，他提早就安排儿子伍绍荣警告那些外国商人，不要往刀尖上撞。
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但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
在林则徐采取了诸多果敢措施终于迫使英国最大的鸦片商颠地交出所有鸦片才促成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在整个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中，伍秉鉴呈现出的商人的两面性，令他在国民和林则徐面前的威望大打折扣。
六、鸦片战争中和鸦片战争后积极募捐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积极募捐，出资建堡垒、修造战船。
鸦片战争结束后，伍秉鉴带头倡捐26万两，以购买新式战舰，巩固海防。
但无论伍秉鉴捐献多少银两，也难以抹去“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恶名。
1842年12月23日，伍秉鉴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他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纵观伍秉鉴的一生，作为寄生在官僚体系之上的官商领袖，他身上展现出的是一种双重面孔，在维护官僚体系及其贸易根基的时候，他不惜出钱帮助林则徐造战船、铸大炮，《南京条约》赔款中独自贡献百多万两白银。
在面对自己的商业伙伴时，伍秉鉴又展现出江湖上的“义气”一面，更令国人无法理解的是，战争期间继续维持与洋人的贸易。
这种蛇鼠两端的秉性，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官商们为了利益不惜出卖一切的典型体现。
伍秉鉴的行为也最终导致了伍家的家破人亡。
以伍秉鉴的一己之力，是无法使他在大清王朝与欧美列强的夹缝中安身立命的，更无法阻止战争和大清王朝的没落！
而他晚年试图移居美国的愿望，外界因素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得从自身找寻一番才是！
当爱国情绪与民族情绪正值高涨时，作为一介红顶商人，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而不应该充当一名不合时宜、不合身份的和事老的角色！
当民族与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作为一介红顶商人，应做的不仅仅是散尽钱财、而是果敢担大义，如此，才能拯救自己及麻木者的灵魂！
即使现在、即便将来，相信国人将会一如既往地评价伍秉鉴荣辱参半的一生！
我同时也相信，那些视美国、及西方世界为避风港而携国家巨款前往的贪官和不法商人们，将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