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强敌入侵，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封贡外交体系随着大炮和洋枪的轰鸣声支离破碎，随之而来的西方先进思想冲击着中国古老的法治观念。
面对国家的落后与衰弱，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国家，走上了艰辛的近代化之路。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人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界、外交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名字叫王宠惠。
第一个中国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出生在香港一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十分注重对于子女的教育，不仅为他们聘请家庭教师讲授儒家经典，还适时地把他们送入西式正规学校学习。王宠惠幼年入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课余随周松石学习《论语》、《孟子》等，很早就开始接触中西方文化的他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北洋大学堂，开始在全国招考学员，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它全面引进了西方教学模式，不仅教员多聘请外教，就是所开设的课程也是移植西方国家的设置，以法科为例，它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几何、化学、天文、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诉讼律等二十门，所用课本也均援用英文版本。王宠惠在香港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法科学生。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这是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19岁的他以北洋大学第一名最优等生的身份，领到了考凭(即文凭)，这张文凭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文凭的原件现存台湾。《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一书收入了该文凭的影印件。作为我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获颁的是“钦字第壹号”文凭，因此他所持的文凭被认定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而文凭的持有者王宠惠，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在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回应嘲讽的智慧幽默
毕业之后，王宠惠先就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稍后赴日本留学，专攻法政问题。1902年转赴美国留学，在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又赴欧洲继续研究国际公法。他不仅获得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这也是亚洲人中第一位入选该学会的学者。
在那个时代的西方社会中，华人的地位及其低下，许多外国人都十分瞧不起华人。王宠惠在国外时极力维护华人的形象。有一次在伦敦参加宴席时，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宠惠：“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 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宠惠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后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
力挺孙中山的维新志士
说起王宠惠的一生，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他的名字叫孙中山。孙中山与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私交甚笃，王宠惠孩童时，孙中山在他家旁边的雅丽氏医院附属的西医书院习医，常常与王煜初研讨革命理想。所以在王宠惠的成长过程中，无论在留学海外还是后来涉足政坛，孙中山都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和随后进行的反袁斗争的追随者。他曾担任《国民报》英文部撰述，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工作。孙中山不仅在经费上赞助过海外求学的王宠惠，还经常勉励他积极探究中国的法律问题。
1911年，而立之年的王宠惠初涉政坛。王宠惠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职务，是孙中山力挺出任的。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提名王宠惠为外交总长。当时有人提出王宠惠资格不足，建议起用外交经验丰富的伍廷芳。但孙中山力挺王宠惠，称“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之。”而对于老将伍廷芳，孙中山在会见上海的报社记者时，则强调民国建国之初立法很重要，对伍廷芳另有重用。但孙中山的本意，是希望任用年轻的王宠惠，将外交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这样，对王宠惠也是莫大的支持，为他今后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外交才能，成为第一个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中国人做了铺垫。
但好景不长，仅仅当了3个月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1912年3月，王宠惠的第一次政治经历就随着袁世凯的上台匆匆落幕。但王宠惠在法学方面的造诣也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命唐绍仪组织新内阁，王宠惠被选为司法总长，这也是北洋政府的首任司法总长。面对袁世凯的独断专行，身为司法总长的王宠惠“事事咸恪守约法”，以欲限制之，又是3个月，王宠惠的仕途因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而中断，也宣告了他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
被忽悠的“好人”总理
虽然前路艰辛，但王宠惠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
沉寂10年，王宠惠东山再起。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以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为核心的一群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是因为“好人”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为此，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
1922年4月，直系在对奉战争中取得胜利，将北京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直系来说，要想真正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现有总统宣布为非法，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自己的首领曹锟才有望登上总统宝座。为此，吴佩孚想出了恢复1916年旧国会的奇招，即以“恢复法统”为名，将南方总统孙中山、北方总统徐世昌一并宣布为非法。这个建议一出，立即为直系各派所接受。
这个时候的吴佩孚，不仅是直系内部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也是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人。在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吴佩孚与别的军阀不同，他有过反对安福系亲日卖国行径、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光荣历史，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军人。认为将北京政府置于他的控制或影响下，能给饱受“无政府”或“坏政府”之苦的人们，多少带来一些希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和期望，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组建一个“好政府”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和信心。就这样，在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等人组成“好人政府”的愿望成真，
紧接着，在多方呼应的有利气氛中，“恢复法统”的努力很快见效。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吴景濂为首的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辞职。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稍后，孙中山也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开广州大本营，南北总统问题宣告解决。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6月的解散国会令，半数以上的旧国会议员随后聚集北京，中华民国一时间“法统重光”了。而王宠惠的个人政治生涯也在此时达到了巅峰，出任国务总理，并组阁。由于政府阁员中容纳了不少“好人”，更由于总理就是由“好人”王宠惠出任的，所以这届政府在当时又被称为“好人政府”，或“好人内阁”。
可惜“好人政府”在军阀混战的特殊年代，各方矛盾极其尖锐，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支撑，也缺乏人民的广泛支持，无力控制当时的混乱政治局面，后来，甚至连胡适等“好人们”也有所不满。所以仅70天，王宠惠执掌的“内阁”就倒台了，仕途不畅的王宠惠离国，到海牙出任国际法庭候补法官。
学贯中西的法学大腕
王宠惠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一生中最值得其骄傲的，应该是他在法学上的贡献。王宠惠凭借其天才般的语言天赋，在法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为国际法学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07年，王宠惠将德文版的《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这是当时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之一，此译本出版后立即博得世界法学界的赞誉，成为了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到访台湾时，也要亲自拜访王宠惠，因为尼克松上大学时，教材正是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
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的王宠惠辞去司法总长后，转而受聘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不久后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虽然不在官场打拼，但这段“清心寡欲”的时间却让王宠惠在法学研究上有了很深的造诣，他深入研究《临时约法》，先后著有《宪法刍议》、《比较宪法》等影响深远的书籍。王宠惠在中国民法和刑法上的贡献也为人所称道，1928年，王宠惠开始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草案》。这一草案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草案最终于1928年通过，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王宠惠因此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法学家。《中华民国民法》编订也有王宠惠的功劳，他学贯中西的背景，使这部法典注重对西方先进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
1923年，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法学家之一，王宠惠又打破了一项全国纪录。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宠惠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成为了海牙国际法庭的第一任中国籍的法官。担任国际法官，王宠惠坚持以公平适当的原则处理国际纠纷，他所表现出来的法学修养和绅士风度，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无不为之折服。身在海牙的王宠惠也不忘维护民族尊严，常常有力回击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1924年王宠惠游历法国时，法国最高法院特别邀请他做演讲，以此表达对他的敬意。这一隆重的礼遇，充分显示了王宠惠在国际法学界的重要地位。
灵动思辨的“犀利哥”
王宠惠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词锋，常常让瞧不起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自取其辱。1933年，王宠惠奉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会上，日本代表以轻蔑的口吻挑衅王宠惠说：“你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呢，还是代表东北满洲国政府?”王宠惠立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大声回答：“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顿时各国代表掌声雷动，日本代表自讨了个没趣，悻悻而退。
1945年王宠惠(左二)与顾维钧(右二)
1943年，王宠惠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国召开的开罗会议时，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11月26日，三国代表正式会商《开罗宣言》一事，英国代表别有用心地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当然归还中国”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此言一出，王宠惠当即表示中国不能赞成，若如此含糊，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应归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英国代表表示日本放弃即代表归属中国，但王宠惠坚持不得含糊，否则会议公报将丧失其价值，若不明言归还中国，则盟国联合作战，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就不明显了。美国代表也赞同王宠惠的提法，最终英国照中美意见写明“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被委以润色和审定联合国宪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王宠惠一生品德清正、学识悠长、仕途通达，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衡量一个人终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宠惠是近代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的不多的达人之一。纵观他的一生，至死都没有改变他的士君子人格。据说，由于他平生不贪名利，结果，当他晚年生病的时候，困顿得都拿不出钱来治病，而只能靠别人的捐赠清偿医药费。除此以外，如果不因人废言，我们也得坦率承认，王宠惠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法学和外交思想遗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1958年3月15日， 77岁的王宠惠在台北去世，这个新闻并没有在祖国大陆掀起什么波澜，此后更是湮没无闻，直到今天，大陆学界才对他略有关注。王宠惠虽早已离我们远去，可是却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法学和外交思想遗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文/刘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