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朝代，清朝官方评价明朝“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全盛时期的大明朝，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北伐蒙古，南下西洋，威震东亚，名扬四海。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中外学术界公认，明朝时期的中国财富占当时全球财富总量的1/3强，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3。明晚期国力依然强盛，经济进步，文化繁荣，尤其江淮一带商业昌盛，经过张居正的新政之后万历朝成为明代最富庶的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赫赫帝国，竟突然间轰然倒下，说亡就亡了!
诛杀魏忠贤
明朝为什么会突然灭亡?很多人认为，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是一个重要原因。魏忠贤市井出身，为赌债所逼自阉入宫，倚仗天启皇帝宠信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天启皇帝酷爱木匠工作，不事朝政，魏忠贤得以专权擅政，并逐渐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阉党对朝廷另一大势力集团东林党进行了血腥镇压，残杀了左光斗、杨涟等一大批朝廷重臣，时东林党人“累累相接，骈首就诛”。
崇祯帝
以现代心理学理论分析，崇祯皇帝属于典型的缺乏非整合能力的人格。所谓非整合能力是指人们承受、认知情绪上的复杂性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个体能够容许矛盾的信念、情感同时存在，并不会感到不适。这样的人对待人和事都更宽容，更能够接受不完美和变化。而欠缺非整合能力的人，会对复杂的矛盾的认知产生极大的精神压力，容易走极端，倾向于对人和事的绝对信任或绝对不信任。
崇祯皇帝在即位之初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彻底铲除了魏忠贤及其余党，却使东林党一党独大，难以约束。对于袁崇焕，崇祯皇帝由于他“五年平定辽东”的夸大之词，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大明王朝的安危都托付给了他一人，这是何等的天真和儿戏?袁崇焕当时就对质疑的大臣私下说过，皇上对于评定辽东的期望太大，所以他只是暂且用“五年平辽”之说来安慰皇帝的心罢了。问题是，还不到五年，才三年多，崇祯就因为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和援救京师策略而亲自下令将他凌迟处死。这是典型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格。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性格缺陷不仅仅危害个人，而是会危害整个国家。因此，明亡于崇祯，必然性多过偶然性。
从国家统治的角度来看，制度的作用和人的作用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崇祯皇帝因循先祖惯例，不打破内廷与外廷的政治平衡，是不是明就不会亡?事实上，这种政治平衡被打破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内官外官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到晚明时期已经使党争愈演愈烈，超出了合理的度，平衡迟早要被破坏。换句话说，无论谁当皇帝，明都会亡，区别只在时间早晚。
但是，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度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崇祯皇帝如果能够积极地打破平衡的体制机制，而不是消极地打破体制机制内的平衡，那么大明王朝和崇祯本人的结局都可能会是不一样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从历史的教训中不断汲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