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假设是在看到崇祯为张居正平凡的时候产生的。
崇祯十三年，崇祯帝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发出这样的感慨：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感叹无力挽狂澜之臣，然后为张居正全面平反，恢复他生前的一切荣誉。
虽然在天启年间，已经为张居正平反过一次，这次是更彻底的平反，连张居正的孙子都因此而获得官荫。
张家子孙最后也不负皇恩，抗清报国直到死。
既然崇祯帝如此渴念社稷之臣，那么在崇祯朝，如果真有张居正或张居正式的人物为首辅，大明还会亡吗?
先看崇祯帝是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崇祯帝是个勤政勉励，一心为国，想认真治理天下的皇帝，这跟张居正的人生理想特别相符。
而张居正呢，张居正从读书的时候就以天下为己任，最重要的，张居正做事善于变通，而且非常有手段，这些手段都是建立在为国为公的基础上。
比如俺答汗封贡上面，张居正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最终达成封贡，互市，使得西北边境安宁。
在对待造反的态度上，张居正的主张只有一个——剿，他认为用怀柔之策，需要时间，而大明恰恰是军费紧张，没有时间，并且主张剿匪务尽，后在此基础上怀柔化民，教导民风。
这是他对待一般的地方性叛乱的态度。
这样对比下来的话，如果这二人君臣合作有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1向豪绅勋贵开刀。
大明末年，国家财政困难，又是自然灾害，甚至比万历年间还要严重，善于理财治国的张居正这么会看不到问题所在，国家财富，上不在君，下不在民，都在中间这些勋戚富绅身上。
从后面明亡看，事实也是这样。
为了国家计，他一定会向豪绅勋贵开刀，指定政策，采取手段，收缴税赋，从而充实国家财政，运用到军事和经济民生上去，去缓解矛盾。
2解决党争。
党争在明末的危害太大，张居正如果当权，为了能够如臂使指，自然要任用信得过的，有才华的循吏，牢牢把握住权力端，不说把党争完全解决掉，至少是在他当政的时候，全部由他说了算，不因为党争影响既定的朝廷政策，从一而终，这样才能在各方面取得效果。
更何况此时已经在向勋贵官绅开刀收税，更要有控制力。
明末臣子表现
3控制住言官。
控制住言官，几乎就是控制了舆论。
清流只会清谈，做事还要用循吏，但是言官职责所在，难免有些人想出名，可是一个言官的弹劾可能引起这个士林的反弹，这对于官员人事，和既定政策的执行，是很危险的。
更可况明朝的言官都是骨头硬，张居正夺情就是例子。
张居正做事会变通，但是变通就会招来非议，舆论太重，难免会无事生非。
4流寇不会成气候。
他在朝做首辅的话，会防患于未然，尽量减少矛盾发生。
比如驿站制度，张居正原来是让官员除公事以外，不得使用驿站，减少政府支出和百姓负担，结果崇祯帝时候，裁撤了驿站，虽然说都是为了国家省钱，这太彻底了，谁想出了个李自成。
还有接连的自然灾害，张居正会用尽办法不刺激矛盾的对立和发生，但如果发生了，张居正的态度也是很明确。
如果换成张居正，肯定不会让朝廷或者地方督抚出现允许诈降的情况，除恶务尽，不留后患，这是张居正对待叛乱造反的态度，铁血手腕，在殷正茂平叛广西瑶族叛乱的时候，体现的很明显。
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多次死里逃生，就是用了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诈降的手段，然后再造反，多次死里逃生，比如车厢峡战役。
在崇祯时候，名将迭出，军队也是很有战斗力，但也一样面临没有时间，军费紧张的情况。
所以，他在在明末当政的话，也一定是铁血首辅。强硬手段平叛，不会给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诈降的机会。
5对后金议和。
跟后金议和失败，主要是崇祯没担当，大臣瞎嚷嚷。
换成张居正，知道变通，手段强硬，敢于出面，自然是另一个局面，就如同俺答汗封贡一样。
议和取得喘息的机会，攘外先安内，接着富国强兵，他不会看不到这个情况。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大明是不会亡的。
但是，以上毕竟是假设，只假设了好的一面，没有假设坏的一面。
崇祯帝性格多疑，做不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耳根子软，做事情操之过急，还不能担当。
如明神宗万历比，这个时候的他比那个小万历要难伺候的多，他想要张居正施展手脚，必须得敢于放权。
张居正必然是会任用明末那些有能力的武将和文官，形成一股绳，自然会招来一定的非议。
明末的官场党争厉害，既得利益者阻力肯定更加严重，张居正要战胜这些势力，非得要皇帝的强大支持，崇祯能靠的住吗?
也许，只要不断的胜利，才能打消崇祯的猜忌。
在崇祯年间为大明做手术，可比万历年间难度要大的多，张居正能否成功，还是要看皇帝具体的配合，总之难度很大，影响明亡的因素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