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北洋军人多不读书，吴佩孚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人羡慕的履历。他成为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多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背后却全起哄叫他“吴秀才”，他也欣然默认了。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干脆称吴为“学者军阀”。
影响中华民国走向的秀才师长
民国初期，“吴佩孚”这三个字是无法擦掉的，报章上隔三岔五地就会出现这个名字。
想当年，吴佩孚是何等威风!他率部南征，出直隶而河南而湖北而湖南，势如破竹，一气逼近广东。
本来，袁世凯已经凭武力统一了中国，但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又惹恼各路军阀，西南遂竞起割据政权。老袁死后，段祺瑞领衔内阁，迭令各省取消独立服从中央，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段祺瑞便下令大军南征。北军南下，气壮山河，而其中最锐者，即吴佩孚的陆军第三师。谁都明白，只要这位中将师长一声令下，他军纪严明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捷报频传之际，吴佩孚却突然按兵不动了，他开始匪夷所思地与占领区的军政首脑、士绅终日饮酒赋诗，不再言战!
段祺瑞急得亲往前线劳军，并破格授予保定速成学堂测量科学生出身的吴佩孚以“孚威将军”的殊荣和勋位，以励其一鼓作气扫平两广进而统一中华。
可是，吴佩孚愣是不买账!过了段时间，他竟擅自撤军，把北洋军打下的大片江山拱手送还南方!
如果没有吴佩孚的罢兵，一部中华民国史就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写法。
息兵衡阳承诺不借重洋人
吴佩孚息兵衡阳的日子里，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因为他罢兵的理由是呼吁和平，所谓“罢兵主和”是也。为什么这样做呢?“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吴佩孚通电语)，所以，俺不干了!
段祺瑞气得直蹦：“秀才造反啦!”
其实朝野都明白，战功赫赫的吴秀才理应被任命为湖南省督军或省长。段祺瑞却安排了别人，这才惹得秀才造了反。
也许，段祺瑞不论功行赏，是怕性情刚毅的吴佩孚坐大不能羁縻吧?
正在北京政府为吴佩孚的罢兵猜测不已之际，湖南那边又传来吴氏的“四不主义”：
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在那个纷纷借重洋人的时代，敢公然向国人作出这样承诺者，绝无仅有。果然，吴佩孚一生没破此“四戒”。
就在吴佩孚与政府大打通电战时，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拒签出让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卖国官员的私宅。军警逮捕了30多个“暴徒”。不曾想，这却于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
呼吁拒签的，是知识阶层和一般民众，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
公开通电大总统拒签卖国条约
在关键之时刻，远在南岳衡山之下的吴佩孚发言了，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一纸电文搅动了中国政坛上的死水。
5月9日，吴将军通电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数日后，吴佩孚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
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鞭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是知识阶层的胜利，也是爱国军人们的胜利。这个运动一爆发，吴佩孚就站在了潮头上，而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无论皖系还是直系，不管南军还是北军，也大都致电政府，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
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的表态往往比北大学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讲更有分量。
四天击溃比自己强大的皖军
享有一时盛誉的吴佩孚，在上司曹锟的暗中支持下，不仅不听段祺瑞的话，反而主动找段总理的茬儿。当他得知政府不惜举外债以求武力统一的意图后，通电全国，嬉笑怒骂，令政府好不尴尬，而读者莫不赏心悦目。
本来就理直气壮，加上又有文化，所以政府的电文总说不过他。且看吴佩孚抨击段祺瑞和拥戴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亦称安福党)的一个通电，真是令人叫绝：
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
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真叫“稳、准、狠”!
在皖系政客们的怂恿下，民国总理段祺瑞恼羞成怒，下令将曹锟与吴佩孚免职查办。岂料，摩拳擦掌的吴佩孚早就想化通电战为枪炮战了。
于是，1920年7月，第一次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一马当先，率直军主力大打闪电战，只四天即击溃比自己更为强大的皖军，俘获其前线司令官、早年保定学堂的老师曲同丰将军，并差一点生擒昔日的总办段祺瑞。
皖军实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
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一跃成了中外瞩目的第一人。他虽仅是直系的一员骁将，但人人皆知：继冯国璋之后任直系领袖的布贩子曹锟并无治国之才，而山东蓬莱秀才吴子玉(吴佩孚字)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举国上下把目光都集中在吴的身上。
被簇拥着进了京城的胜利者，在报纸上刊登了他的“心得体会”：
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已经给吴佩孚留了陆军总长的位子。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初登政坛吴将军吁开“国民大会”
可是吴佩孚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即引兵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吴佩孚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道：
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传统思想哺养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登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当时亦博得广泛喝彩：他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当任的黎元洪总统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多次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专制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陷进去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吴佩孚的政治纲领遭到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他们就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有办法留在京城。
那时，他忠心不二的老上级曹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非要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过过瘾。尽管吴佩孚极力反对，但曹锟还是以行贿议员的卑劣手段当选新一任总统。远在洛阳的吴大帅看着刚有新气象的北京政坛再度衰败下去，却一筹莫展。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制造了“二七惨案”，使一场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被镇压。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任“讨逆军总司令”，为奉军及冯玉祥国民军所败。
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吴佩孚主力部队被歼，从此一蹶不振。侵华日军占领北京后，吴佩孚拒绝日伪拉他下水。1939年12月4日，他暴卒于北平。
制造“二七惨案”与苏联分道扬镳
(接12月4日)吴佩孚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就当然引起了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仅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
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吴佩孚!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奉“远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之命与之联络，李大钊曾数次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者。
“二七”大罢工又称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发生于1923年2月，以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中心，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整个“二七惨案”，京汉南北各站在12小时内，共牺牲40余人，被捕百余人，负伤500余人，失业流亡的工人近千户。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情者变成了陌路人?因为这位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大体上能计算出来苏联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
吴佩孚更加仇视俄人了。“二七惨案”的发生，便是分道扬镳的表示。
通电保护故宫拯救“百国之瑰宝”
读过四书五经的吴佩孚，不独对外立场坚定，对内也爱憎分明。让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竟与吴氏的一声断喝有关。
那时，挤在北京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近代中国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
当时在洛阳的吴佩孚惊闻此讯，马上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
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各报刊登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紫禁城三大殿才得以保全。
吴佩孚最终成为悲剧人物，表面看来，是部将冯玉祥害苦了他——冯于阵前的反戈一击令吴猝不及防落马，随之遭乱蹄践踏以致终身亦未能复元;但更深一层原因，是曹锟连累了他。曹锟的贿选致使中国政坛更加纷乱，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人神共愤，终使直系功败垂成，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之梦也成为泡影。
吴大帅迂腐屡失改变命运良机
吴佩孚太固执于头脑里的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不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登上总统宝座后只知道整日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得远远的也不愿“犯上作乱”;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日本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段祺瑞携手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不宽恕容纳。
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吴佩孚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国势力是否可以借用，他也不稍加利用——外国人都不停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两人借用苏联人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吴佩孚不那么固执，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这就是吴佩孚人生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
静居北平坚拒日伪拉拢
若是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介石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日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佩孚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日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和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子，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越南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云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
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寓厚望的。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注：1938年)，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患小恙而丧命成千古奇案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吴佩孚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吴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就在这时，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被一块掺在饺子馅里的骨碴硌伤了牙，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华北伪政权的军事首领齐燮元和一位担当特务机关长的少将(一直尊吴为老师)带日本军医处长、护士急匆匆赶来，对他进行了治疗。
到1939年12月4日。原患牙病的吴佩孚竟蹊跷辞世，前后只有短短的10天!
在日本人与汉奸们假惺惺的鳄鱼泪里，在蒋介石悲切的吊唁声中，在家人与部下号啕哭别声中，北洋集团里的唯一儒将、性情倔强的吴佩孚魂归蓬莱仙山，惟余他手书的那幅长联在故宅正堂的墙上瑟瑟而泣：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隆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一代名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逝去了，有人认为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认为是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投毒致死的，还有说是因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