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掘墓盗宝被发现后，满人哗然。部分旗人团体，以及逊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溥仪等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 有关慈禧含在口中的那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更成为了人们传说与猜测的焦点。有的说是被一个在孙殿英身旁卧底的日本艺妓偷去了东京;有的说是被美国珠宝巨商华莱士从孙殿英的一名跟班那里花大价钱购买走了……凡此种种，不绝于耳。但随着这种无法对证的传说，几十年一晃而过，有关这颗夜明珠的最终下落，却仍旧是一个难解的谜。
1928年(民国17年)7月，慈禧太后定东陵和乾隆帝裕陵的宝库被军阀孙殿英盗掘了。这些宝物后来到底都弄哪儿去了? 孙殿英盗的宝去了哪儿?
孙殿英分得宝物11箱
孙殿英盗陵活动正式动手在7月8日，持续到7月10日。根据事前的部署，果断结束盗陵行动，将所有盗出的宝物装箱封藏。孙殿英于夜间派了两辆汽车，运到设在马伸桥的“盗墓临时指挥部”。7月11日凌晨，孙的部属谭温江负责将宝物装上了从司令部调来的20辆大车(一说30辆大车)，大车都是事前以军需为名征用的，车夫根本就不知道所运的是宝物。
当时，孙殿英召集了参与盗陵的高级军官开会，商议分赃事宜。孙殿英自然得大头，一多半宝物都是他的。据其当年身边人回忆，孙殿英一人所得宝物装了11大箱。
事发后，有媒体估算，孙殿英从定东陵、裕陵内盗得的宝物，价值2亿5千万两白银。根据对两座陵墓陵上、陵下的宝物统计，实际上价值远远不止此数。
现在，孙殿英盗清东陵的经过已不再是悬念，而是所盗出宝物的下落。据笔者能查找到的资料，孙殿英所盗宝物除了分给属下、私留以外，主要有五大去向：售卖、上缴、罚没、贿赂、秘藏。
黄金荣设局“黑”宝
售卖是盗得宝物去向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不少宝物现在仍流传在民间，但更多的流落在海外。
当时，孙殿英的交易主要在四个地方进行——北京、上海、天津、青岛。这几个地方洋人多，能卖上价钱，前三个地方是盗案未发之前主要的销赃地，上海则是在事发之后的主销地。
北京销赃：谭温江将一部分珠宝玉器等物运来北平，价值10万元左右。先由谭温江的弟弟谭荣九卖珍珠于廊坊义文斋，由王振波介绍，得款约6000元，后被文物临时维持会告发。未售部分被查没。
上海销赃：军需处长李德禄交代，孙殿英派两名武功、枪法不凡的副官王登瀛、戴世禧护送(也是监视)，带了5大箱(一说3大箱)宝物。到上海后，在河南开封人鲁干卿开的豫商公货栈落脚。李德禄与鲁干卿熟悉，鲁与孙殿英又是河南老乡，觉得鲁干卿靠得住，便请鲁介绍买主。
当时上海文物贩子很多，不少都是为洋人服务的。经鲁干卿牵线，名叫吴世安的香港掮客看上了这批稀世珍宝，介绍给了洋主子，并谈妥价格。
交验后，洋人将所带的大约1/4的部分现款(主要是黄金和美钞)交给李德禄，余款是一张大额美钞支票。李德禄觉得一张面额太多，要求拆分成5张，这样钱货两清，李德禄的上海之行算大功告成了，当即打电话给孙殿英报告。
谁知，这是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设的局。李德禄一行到银行取款时，被告知支票是假的。孙殿英曾由天津的牛七爷引荐加入青帮，与黄金荣是同辈，但未去过上海。孙殿英知悉黄金荣黑了他的宝物后，气得咬牙切齿，但也不敢惹黄，后派人到上海雇黑道杀手，将做局的吴世安杀了。
据说，这批被黄金荣黑掉的宝物，后来到了美国人手里。
天津销赃：据说，在上海吃了黄金荣的暗亏后，孙殿英把销售的重点放在天津。孙殿英在当时租界内建有自己的公馆。建房款便来源于孙殿英之前售宝所得的现大洋。
到底在天津售出了多少宝物?孙殿英的销赃对象，主要是在华的老外，交易地点多设在英法租界内。具体卖了多少，也无法统计，一般认为数量不会少，这从孙殿英用所获赃款购置的军火清单上可以推算出来，丹麦式轻机枪528挺、小型平射炮145门、新式套筒步枪5000多支。这些都是当时的尖端精良武器，价格高昂。
避重就轻上缴法庭
东陵盗案曝光后，迫于压力，孙殿英先是采取嫁祸于人、金蝉脱壳的办法，后又主动上缴了一部分宝物，以迷惑外界视线。以下是他当时呈给上司、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的一份“报告”里的附录物品清单：
计开：鼻烟壶大小式共5个，赤金全珠镯1副，珠10颗，八宝镯1副，大小杂珠20颗，双珠镯1副，大小珠花4支，翡翠红碧玺双玉连环穗1串，赤金镯3副，珠翠蓝红宝石18个，赤金八宝镯1副，大小宝石15件，珊瑚18件，翡翠各种宝石15件，又宝石2个，玉镯3支，玉牌2块，玉环2个，钻石1包29件，小珠1包共317颗，长乐永康珠镯1副，小珠1包，玉石牌1个，残破珊瑚1副，断玉簪1根，共27件。八月十日交。
孙殿英此举很明显是想避重就轻、推卸罪责。徐知道孙的意思，本想私吞，但后来看到阎锡山已成立军事法庭要动真格的了，担心受牵连，便才主动要求上缴给法庭。好笑的是，在事件平息后，徐源泉很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罚没宝物未曾现身
罚没，这一部分在宝物去向中也占有很大比例。据资料，公开的主要有三宗。
第一宗：被北平警察没收。谭温江与“尊古斋”掌柜黄百川交易宝物，被警察查没，具体数量不清，最后下落不明;“义文斋”掌柜从谭温江弟弟谭荣九手中所收珍宝，曝光后交出，由时平津卫戍总司令朱绶光将之转交北平总商会会长及玉器帮、首饰帮保管，但最后下落不明。
第二宗：天津海关没收。1928年8月14日，天津海关查获了即将运往法国的宝物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由北平吉贞宦古玩店铺长张月岩报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报价2.2万元。由于货主没有在场，军法处通知天津海关暂行查封，并通过北平公安局询问张月岩，方查清35箱货物来源，并非全部是东陵物品。
第三宗：被解放军没收。孙殿英被俘后身边宝物均被没收，这部分宝物后来交上级保管。
笔者曾就此采访了当年第一个审讯孙殿英的人、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18旅53团(预备总队)代理指导员伊萍。据伊证实，孙殿英被俘后，现场从其身上搜出了两把手枪，当场缴获一把“赵子龙宝剑”。
受贿人员大名单
这部分民间传说较多，主要用于开脱盗陵重责、避免严惩。所送出物品，几乎每件都是国宝，行贿对象是“党国要人”。孙殿英曾亲口对身边人说过盗陵的情形和将宝物送人的情况，在《文强口述自传》、《我所知道的戴笠》等书中都有提及。
这里据公开资料，综述如下：
戴笠——乾隆颈项上一串朝珠中最大的两颗朱红色珠子。
宋子文——一只大“翡翠西瓜”，孙殿英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一说送宋美龄)。
宋美龄——慈禧口中含的一颗夜明珠、一包珍珠，孙殿英托戴笠带给宋美龄(此项行贿效果明显，宋美龄曾关照有关人员，拖延东陵盗案审判)。
蒋介石——乾隆陵中盗出一把九龙宝剑。孙殿英托戴笠送给蒋介石(一说送何应钦)，未遂，后在戴笠坠机事件中焚毁。
徐源泉——慈禧头顶的翡翠荷叶，还有一尊金佛、一尊红宝石佛、一包珍珠。
商震——慈禧陵中一只青皮黄瓤翡翠甜瓜。商震时为东陵盗案审判长。
阎锡山——慈禧陵中纯金寿星佛、翡翠桃等;乾隆戴在手上几十年的玉扳指，及裕陵中盗出的象牙、乾隆珊瑚雕制文玩等。
孔祥熙——朝鞋上宝石两串、慈禧陵中一颗翡翠白菜、一包珍珠。
王仲廉——抗日战争胜利后，孙殿英遂以巨额黄金和所盗出宝物贿送王仲廉。王时进驻豫北，任第31集团军整编为第26军军长。
朱绶光——若干，明细不详。
上述名单仅是已公开的，所贿宝物也仅是一部分，外界不清楚的更多。
被拜把子兄弟秘藏
孙殿英所盗获东陵宝物数量，应该还有一大部分没有现身，好似人间蒸发。这大部分宝物，怕是主要让孙殿英秘藏起来了。
孙殿英当时曾将所盗宝物进行了清点、分类。据说，他挑选出了两箱宝中之宝，暂不出售，另外秘藏。但交给谁比较放心呢?孙殿英想起了自己的拜把子兄弟田海泉，请他代为保管。
海泉时任晋军旅长，驻在包头。孙殿英便安排自己的亲信、下属旅长杨明卿去办这件事。
孙殿英将两箱宝物送到田海泉处保管的时间，有不同说法：一说是1928年盗陵后不久，受阎锡山暗示去山东剿灭其旧主张宗昌之前;另一说在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进攻宁夏，久攻不下、战事吃紧之时。
但不论何时托管于田海泉，孙殿英将这两箱宝物秘藏应该不假。不过这两箱宝物中的精品，在田海泉的手里最后被人“黑”了。宝物丢失后，田海泉曾跪着向孙殿英哭诉，请求宽恕，称一箱被偷，一箱被调包，并递上了被调包的那只箱子，箱内尽是破烂玩意儿。殿英明白这是田海泉昧心，他自己黑了宝物，气得咬牙，后来孙殿英的军队进驻包头以东地区，便秘密派人到包头暗杀了田海泉。那两箱宝物是否找回了?不见交代。
部分宝物传闻在武汉
最后，再说一桩秘藏失落之谜。因为孙殿英从东陵盗出的宝物，一直与慈禧所随葬清单对不起来，算上送田海泉收藏的两箱宝物外，还有好多，都弄到哪儿了呢?于是有传说，东陵有一部分宝物藏在孙殿英的上司、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家里。
这种分析的理由有一定的说服力。孙殿英能那么快平安无事，摆平方方面面要感谢自己的顶头上司徐源泉，如果不是徐或明或暗地交涉，孙殿英的屁股可能抹不干净。徐源泉能为孙殿英说话，便是因为暗地里得到孙的重贿。
徐源泉家在武汉黄陂区的公馆下面有密室，据传就是专为藏宝而设。1949年，徐源泉随蒋介石去台湾时，带走了一部分财宝，带不走的便全部藏入密室。
这个传说便是现在湖北省境内最大的藏宝之谜，至今仍有很多人试图寻找到这批宝物，当地媒体也曾作追踪报道，但踪迹不显。徐公馆位于今武汉市新洲区，是民国年间徐母七十大寿时所建，徐源泉为此花了几十万两白银。
1994年，当维修徐公馆这处市级民国建筑重点保护单位时，在徐家后花园的一个墙角掘出了一个地洞，由于事关重大，上级部门没有批准“探宝”，洞口被回填。
2005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曾去探访但最后也没有了下文。有学者认为，徐家那个洞只是民国年间常见的家庭防空洞而已。摘自《中外书摘》2012年第7期 作者：倪方六
孙殿英盗墓影响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