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的9月7日，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史称“九七国耻”。不过，条约之外，还有着更大的鲜为人知的国耻——清廷给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日军，共计赏赐了199枚“宝星”。
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照会，转达慈禧太后懿旨，内称：“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深宫甚为感悦。着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并着查取兵官武弁职务，迅速电复，以便分划等第，赏给宝星。”略言之，就是要蔡钧找日本方面索取上一年侵华的日军军官名单，以便清廷向他们颁赐“宝星”予以嘉奖。另据庆亲王奕劻致日本外务大臣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动向日方提出奖赏参与联军侵华之役的日军将官，但日方“未将各官衔名开送”。
在确认清廷确实有意表彰参与侵华之役的日军将官后，日方提供了一份199人的名单。也就是说，清廷给参与侵华的日军共计赏赐了199枚用来褒奖对中国有大帮助的外国人的“宝星”。
强行和中国妇女合影，可以看出，女孩是一个三寸金莲。
清廷如此不顾“国格”表彰侵略者，与日军“严饬弁兵，极力保护”的行为有关，更与清廷谋求中日结盟的幻想有关。1899年，庆亲王奕劻曾得慈禧许可，派人携带珍贵礼物及密电码本赴日，策划过一次“中日结盟”。日方收下了礼物和密电码本，但对结盟一事态度模糊。庚子年日军的上述“善意”，显然让奕劻再度看到了“中日结盟”的希望，故而又有了这场被侵略者向侵略者颁发勋章的闹剧。
但是日本政界、舆论界对清廷煽动义和团排外之事评价极低，
如吉野作造回忆：“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东京日日新闻》则评价义和团是“妨碍国际交通之文明公敌”，应予“讨灭”。《国民新闻》则称：“清国……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山县有朋也说得很直接：“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尾崎行雄对保全中国毫无兴趣，认为“支那已从根本上归于灭亡”，“已亡之国”没有任何保全的价值。当然，最形象的评价，还要算桂太郎的“蚯蚓论”：
这还是一名未成年少女，照片背后她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今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机。将之分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个体。若使之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是于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结构。”
如此，自不难理解，清廷虽不顾国格向侵华日军颁发勋章，却也并未得到什么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