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日前拜读了蒋星煜先生在《新民晚报》上所撰的《刘备联孙拒曹有始无终》一文，颇受启发。但又感到关羽失荆州不仅仅是孙刘联盟有始无终的问题，蜀失荆州之事颇为复杂，内中既有关羽本人的问题，又有诸多隐情曲折鲜为人知的史实。今余不揣浅陋，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籍钩沉索隐，一者公诸同好，二者就正于蒋先生。
关羽指挥不当，终致地失人亡
关羽首战于禁告捷，使荆州军处于主动地位。在此情况下，关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有必破之势”，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过汉水，“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下。使本来兵力就不雄厚的荆州军更加分散，结果是樊城也攻不克，襄阳也打不下，导致军卒疲惫，士气低落。
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天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曹)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关羽在这样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资治通鉴》载：“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曹)仁，消息数通。”这就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曹军而不利于关羽军的变化，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已失去意义。况且，曹操已将孙权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如果此时，关羽能迅速返师回救江陵，则荆州可保，羽军可全。可惜，关羽不能判断战场形势的变化，“犹豫不能去”，致使荆州军不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
关羽所犯的致命错误，是其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冀图夺回南郡。江陵、公安并非羽军战败而丢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吴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未损一兵一卒，士气正旺。更为愚蠢的是，关羽在退还江陵的途中，还“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遇其使，”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使者回营后，羽部下“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遂使“关羽吏士无斗心。”
《江表传》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关羽对发生于春秋时期的战例几乎是一无所知。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越王勾践乘虚派兵攻入吴都，“虏吴太子友，……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夫差诛杀信使灭口，所为何来?很显然，为的是怕走漏消息，动摇军心。关羽如果稍有头脑，封锁消息都来不及，何至于派遣使节至吕蒙处。关羽所率的数万大军在返师途中并未被吕蒙攻击，而是边走边溃散，等到走麦城时，“兵皆解散，尚十余骑。”这是何等拙劣的军事指挥，可见朱大渭先生评价关羽是“千古名将独一人”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羽与部属的关系
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同东吴关系不断恶化，最终反目成仇，那么他与部属的关系又如何呢?关羽北攻襄樊，留守江陵与公安的是糜芳和傅士仁。然而，关羽同这二员承担守御大本营重任将领的关系极为糟糕，并由此酿成糜芳、傅士仁叛变投敌，拱手献城于吕蒙的惨祸。
《关羽传》载：“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可见，由于糜、傅二人的叛变，吕蒙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
其实，关羽北攻襄樊前，并不敢掉以轻心，他对荆州的守御还是作了精心安排。首先，“羽讨樊而多留备兵，恐(吕)蒙图其后故也。”其次，关羽在江陵、公安的沿江地带修筑了许多“屯候”，一旦发现敌情，即可举火，施放狼烟。第三，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为防范吴军的进攻，大筑江陵、公安二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当时轻骑一昼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即可赶回。所以，尽管吕蒙巧施计谋，“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作注曰：“屯候虽被收缚，使糜(芳)傅(士仁)无叛心，羽犹可得闻知也。”可见，只要糜芳、傅士仁坚守城池，不投敌叛变，关羽迅速返师，与江陵、公安的守军前后夹击吴军，关羽与吕蒙孰胜孰负尚难逆料也。
那么，糜芳、傅士仁为何在关键时刻倒戈呢?除了吕蒙大军出其不意，兵临城下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与羽有隙”、“素皆嫌羽轻己”。关羽既然瞧不起糜、傅二人，就不该把如此重要的后方基地托付给平素就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虽然糜、傅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糜芳是刘备的妻兄，傅士仁是刘备的同乡)，但作为全军主帅就应该有较为宽广的胸怀，要有容人的气度。刘邦灭楚，靠萧何主持关中，刘秀成功，靠寇恂主持河内，曹操统一北方，靠枣祗主持许县屯田。只有关羽的后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刘邦在成皋、广武与项羽对峙其间，“数使使劳苦丞相”。为的是笼络萧何，以免他心怀反侧。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时，令“芳、仁供给军资，”芳、仁没有及时将“军资”运往前线，关羽就大发雷霆，宣称“还当治之。”这种做法不啻是使早与关羽“有隙”的糜、傅二人更加“怀惧不安”，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岂能阻止他们临阵倒戈。
前引《关羽传》云：“于是(孙)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这段史料中还有一个幽隐未显的问题，即孙权除了“阴诱”糜芳、傅士仁之外，还有没有“阴诱”荆州的其他重要人物?尽管史料中没有具体说明，但与关羽素来不睦的潘浚值得关注。
潘浚是荆州武陵人，他先在刘表那里任江夏郡的从事，此后又在刘备手下为治中。“备入蜀，留典州事，”公安是荆州的治所，既然“留典州事，”那潘浚必然留守在公安。傅士仁于公安叛降，如此大事，必有同党参与，一起策划。同党为谁?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浚，因为潘浚身为荆州治中从事，职责甚重，没有他点头赞同，傅士仁是不敢轻率“迎权”的。对此《三国志集解·潘浚传》引用王懋竑之语：“按潘浚为昭烈(刘备)治中，又典留州事。责任盖不轻矣，与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潘浚岂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可乎?……故浚当与糜芳、士仁同，(杨)戏之讥贬自不为过?”所谓“杨戏之讥贬”是指杨戏所撰《季汉辅臣赞》之语：“潘浚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孙权袭羽，遂入吴。”从中可知，潘浚“亦与关羽不穆”，表示其在与关羽的关系上和糜芳、傅士仁是一致的。
孙权既然知道糜芳、傅士仁与关羽“有隙”而“阴诱”之，那么身处荆州治中之位，“典留州事”的潘浚和关羽“不穆”，孙权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不去“阴诱”呢?且糜芳、傅士仁作为迎降首功，后在吴国虽得录用，但不过为人部属，反不如潘浚，其一“迎降”，孙权即“拜浚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权称尊号，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若非潘浚“迎降”之功大于糜、傅，潘浚官运岂能如此亨通。
关羽不仅与部属不睦，与蜀中其他将吏的关系亦十分紧张。例如“刘封者，本罗侯冠氏之子，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关羽既然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那他同刘备的养子刘封就有了叔侄关系。然而就是这位与关羽有叔侄之亲的刘封，在“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自助”的关键时刻，离襄樊前线只有咫尺之遥的副军将军、上庸太守刘封居然装聋作哑，抗拒羽命。“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可见，关羽与刘封、孟达等人关系异常紧张，导致封、达拥兵上庸，任凭关羽“连呼”而不理不睬，作壁上观。总之，关羽在镇守荆州，攻打襄樊时，屡屡失误，且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故陈寿说他“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蜀中不发救兵问题
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当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政权居然作壁上观，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纷纷揣测。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于《訄书·正葛》中提出了“(蜀)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观点。章氏之观点虽是假设，但却不无道理。比如前辈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亦持近似观点。他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说：“《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有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关羽传》羽败死，荆州弃守，读史者总不免有怀疑。思欲究其所以，论其责任。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刘、葛，特別是刘。……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且断其责不在他人而在刘备。章氏之论确否，姑不置论，他无所顾忌的学术态度，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我以为田先生所论甚是，荆州之失，关羽败亡，刘备当负主要之责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亦不排除刘备假吴人之手剪除关羽的可能性。
关羽作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号将领，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不要说蜀中一般的将吏不放在眼里，即便对主公刘备亦时有怨懑之辞。《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刘备在许昌之时，被曹操软禁，犹在虎口之中，稍有不慎，即可遭致杀身之祸，备投鼠忌器，岂敢轻举妄动。关羽不明事理，居然发怒，责备刘备为何当时不诛锄曹操，岂非无理取闹!
建安十九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东汉末年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谁可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由于诸葛亮的协调，关羽对于刘备重用马超的不满才得以缓解。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如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这是愤怒之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
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有诸多不满。对此，刘备当然不可能无所察觉，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必将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
如前所述，刘备任糜芳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傅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除了这两座城池是军事要地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我怀疑是有的。糜芳字子芳，东海人，刘备之妻糜夫人之兄。傅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为将军，亦为刘备所器重。刘备极有可能是用糜芳、傅士仁二人来做关羽的监军。特別是糜竺、糜芳兄弟，与刘备的关系非同一般。刘备任徐州牧时，即得到糜竺、糜芳的支持。当刘备为吕布所败处于困窘之际，糜竺资以“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赖此复振”。糜竺又“进妹于先主为夫人，……竺弟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待刘备取得益州，即拜糜竺为安汉将军，地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可见，糜竺与刘备的关系极为密切，糜芳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刘备以糜芳为南郡太守绝非偶然，很可能是以自己的这位妻兄来监视关羽。关羽当然知道刘备的“用意”，故对依恃裙带、同乡关系而得志的糜、傅二人从不假以词色，不仅轻视、鄙视他们，甚至表示“还当治之”。
关羽水淹七军后，“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面对如此的形势，刘备自然是兴奋的，然兴奋之余，不知其是否还有一丝隐忧，即平日已十分跋扈的关羽很可能会更加居功自傲，届时将有尾大之虑。此时刘备年已近耳顺，其子刘禅懦弱，故在养子刘封丢失东三郡之后，“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备欣然同意，遂“赐封死，使自裁”。
既然刘备能不顾父子之情，毫不犹豫地处死刘封，刘备又怎么会考虑其同关羽所谓的“兄弟”关系呢?何况关羽要比刘封“刚猛”得多，易世之后，刘阿斗根本“制御”不了他。陈寿在《先主传》中评曰：“先主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高祖乃刘邦也，为巩固西汉王朝，刘邦生前就翦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刘备既有“高祖之风”，就有可能会效仿祖宗“故事”，在关羽丢失荆州，全军覆没之后，干脆“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古代的君臣关系太理想化，以为真的有什么桃园结义，誓同生死。
由于《蜀书》记载过于简略，笔者找不到确切的史料证明以上揣测，但仍可从《蜀书》的有关记载中寻觅出蛛丝马迹。例如，厐统死后，“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法正死时，“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张飞被剌身亡，刘备惊曰：“噫，飞死矣。”照理来说，关羽为国捐躯，且身首分离，死得极其壮烈，刘备应该更为悲戚，但查遍《三国志》及裴注，却找不到刘备流涕的记载，是陈寿漏记了吗?不可能，如此大事，有良史之称的陈寿又岂能不录。另外，关羽死后，刘备并未予以其谥号，至后主刘禅时，才“追谥羽曰壮缪侯”。但刘备是否对所有的臣僚都不给谥号呢?亦非如此，法正死后，刘备即“赐曰翼侯”。刘备为何要厚法正而薄关羽呢?由于史料阙失，其中奥秘恐怕永远也无法解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