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直到这年年底，蒋大体上完成对中央政权的改造后，日记笔调才露欢欣：“以夫妻和睦为人生第一之幸福也。”……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民国史学者合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内容涉及蒋氏“非凡”的人生经历、性格、心理。书中充分利用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和档案文献，对蒋介石其人的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及其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力，做了初步的描画。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书中所写蒋介石与家族亲缘关系一端，略加述评。
作者说，蒋介石少年丧父，深怀“恋母情结”。在他一生哭泣史上，有过三次最伤痛的“泣”：十三岁离乡读书暑假回家省母之泣，嚎啕大哭，哀动邻舍。走时，离家一二十里犹暗自哽咽。十五岁成婚之日，微闻母泣，乃大哭不止。“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1931年3月14日日记)三十五岁母丧之泣。母逝后，蒋即自律：“以后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物荤，不动气，不御色。”(1922年6月4日)。蒋日记中怀母之情多见，每遇挫折也常思母，并多以“不孝”自谴。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龄。蒋日记中时称宋为三妹，或三弟。)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俱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两天后，又重复思母之痛。1931年4月26日：“夜半闻子规之声，而忆吾母起床喂蚕时，呜呼!不能复见矣。”同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儿(蒋经国尚在苏联———笔者注)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1933年11月2日：“我之事业日趋于败亡，将何以慰慈灵，经儿留俄，回家无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蒋介石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多记幼时乖张顽劣之态，自我痛愧，应是真情表白。1906年蒋介石去日本学军事，翌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皆违逆母命而行，母伤心欲绝。蒋介石常在日记中反省性情“凶暴”，任性使气，致母生病而悔恨莫及(1928年3月29日)。在婚姻方面，蒋介石也自感对母“不孝”。十五岁奉母命与二十岁的毛福梅结婚，盼早传香火。八年后生蒋经国后，毛氏再无生育。妾姚冶诚，亦无所出。待幼弟蒋瑞青病亡，蒋母逼蒋介石将经国过继给死去的瑞青，蒋无奈从命，只能收养蒋纬国为子。蒋母去世后，蒋虽再娶陈洁如、宋美龄，仍无生育。陈洁如说，蒋因淋病而丧失生育能力。蒋1918年日记“年底杂录”中有过治疗淋病之事。据蒋1929年8月25日日记，宋美龄婚后有一次小产。查陈诚夫妇1932年6月18日、1935年8月21日书信，可知宋美龄曾经两次小产，并称宋“望子心切”，应属可信。总之，姚、陈、宋三人均无生育，蒋对妻妾不无愧意，对母亲更加歉疚，一再自责“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至今后悔已无及矣。”(1934年2月19日)蒋母墓侧，有蒋亲撰联语：“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蒋介石给人留下“至孝”的印象，显然不是装扮的。
本书揭示，亲情与乡情在蒋介石人生历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自黄埔建军到败退大陆，二十五年来蒋介石南征北战，很少回乡长住。只有在他三次下野后，都立即返回奉化溪口，缓解压力，谋求再起。家乡秀美山川，化解内心积怨;亲人之爱，鼓起斗志。1927年8月12日，蒋第一次下野，第二天即返溪口，长住五十天，9月22日离乡经沪赴日。观蒋介石日记自5月起，几乎天天在日记中写“叛逆未灭，列强未平，何以为家?”而从返乡当天，“何以为家”四字已不再提。在反思败局同时，他有时间考虑“为家”之事了。9月23日晨，船抵上海，蒋“即访三弟”(宋美龄)，当晚再“与三弟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1927年9月23日)26日与宋订婚：“人生之乐以订婚之时为最也。”28日，蒋启程赴日，欲求宋母对婚事首肯。当天日记：“六时起床整装往别三弟，情绪绵绵，何忍舍诸。”别后不到三天，蒋日记又云：“近日无论昼夜，心目中但有三妹，别无所思矣。”10月3日，蒋在宋子文陪同下拜访宋母，正式求婚，蒙允。蒋不掩愉悦，记下宋母“双眼钉(盯)看，未免令新婿为难”云云。12月1日，蒋回国不久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当天日记：“见余爱姗姗而去，如云飘露荷，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置余身是何处矣。”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直到这年年底，蒋大体上完成对中央政权的改造后，日记笔调才露欢欣：“以夫妻和睦为人生第一之幸福也。”……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民国史学者合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内容涉及蒋氏“非凡”的人生经历、性格、心理。书中充分利用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和档案文献，对蒋介石其人的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及其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力，做了初步的描画。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书中所写蒋介石与家族亲缘关系一端，略加述评。
作者说，蒋介石少年丧父，深怀“恋母情结”。在他一生哭泣史上，有过三次最伤痛的“泣”：十三岁离乡读书暑假回家省母之泣，嚎啕大哭，哀动邻舍。走时，离家一二十里犹暗自哽咽。十五岁成婚之日，微闻母泣，乃大哭不止。“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1931年3月14日日记)三十五岁母丧之泣。母逝后，蒋即自律：“以后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物荤，不动气，不御色。”(1922年6月4日)。蒋日记中怀母之情多见，每遇挫折也常思母，并多以“不孝”自谴。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龄。蒋日记中时称宋为三妹，或三弟。)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俱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两天后，又重复思母之痛。1931年4月26日：“夜半闻子规之声，而忆吾母起床喂蚕时，呜呼!不能复见矣。”同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儿(蒋经国尚在苏联———笔者注)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1933年11月2日：“我之事业日趋于败亡，将何以慰慈灵，经儿留俄，回家无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蒋介石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多记幼时乖张顽劣之态，自我痛愧，应是真情表白。1906年蒋介石去日本学军事，翌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皆违逆母命而行，母伤心欲绝。蒋介石常在日记中反省性情“凶暴”，任性使气，致母生病而悔恨莫及(1928年3月29日)。在婚姻方面，蒋介石也自感对母“不孝”。十五岁奉母命与二十岁的毛福梅结婚，盼早传香火。八年后生蒋经国后，毛氏再无生育。妾姚冶诚，亦无所出。待幼弟蒋瑞青病亡，蒋母逼蒋介石将经国过继给死去的瑞青，蒋无奈从命，只能收养蒋纬国为子。蒋母去世后，蒋虽再娶陈洁如、宋美龄，仍无生育。陈洁如说，蒋因淋病而丧失生育能力。蒋1918年日记“年底杂录”中有过治疗淋病之事。据蒋1929年8月25日日记，宋美龄婚后有一次小产。查陈诚夫妇1932年6月18日、1935年8月21日书信，可知宋美龄曾经两次小产，并称宋“望子心切”，应属可信。总之，姚、陈、宋三人均无生育，蒋对妻妾不无愧意，对母亲更加歉疚，一再自责“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至今后悔已无及矣。”(1934年2月19日)蒋母墓侧，有蒋亲撰联语：“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蒋介石给人留下“至孝”的印象，显然不是装扮的。
本书揭示，亲情与乡情在蒋介石人生历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自黄埔建军到败退大陆，二十五年来蒋介石南征北战，很少回乡长住。只有在他三次下野后，都立即返回奉化溪口，缓解压力，谋求再起。家乡秀美山川，化解内心积怨;亲人之爱，鼓起斗志。1927年8月12日，蒋第一次下野，第二天即返溪口，长住五十天，9月22日离乡经沪赴日。观蒋介石日记自5月起，几乎天天在日记中写“叛逆未灭，列强未平，何以为家?”而从返乡当天，“何以为家”四字已不再提。在反思败局同时，他有时间考虑“为家”之事了。9月23日晨，船抵上海，蒋“即访三弟”(宋美龄)，当晚再“与三弟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1927年9月23日)26日与宋订婚：“人生之乐以订婚之时为最也。”28日，蒋启程赴日，欲求宋母对婚事首肯。当天日记：“六时起床整装往别三弟，情绪绵绵，何忍舍诸。”别后不到三天，蒋日记又云：“近日无论昼夜，心目中但有三妹，别无所思矣。”10月3日，蒋在宋子文陪同下拜访宋母，正式求婚，蒙允。蒋不掩愉悦，记下宋母“双眼钉(盯)看，未免令新婿为难”云云。12月1日，蒋回国不久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当天日记：“见余爱姗姗而去，如云飘露荷，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置余身是何处矣。”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直到这年年底，蒋大体上完成对中央政权的改造后，日记笔调才露欢欣：“以夫妻和睦为人生第一之幸福也。”……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
第一次下野，蒋介石不仅收获了爱情，而且赢得妻兄宋子文的支持。曾经是左派的宋子文，站在汪精卫和中共一边，将一千三百万元军饷扣留不发，迫使蒋介石同意迁都武汉。蒋恨得咬牙切齿：“子文狡赖”、“子文吝刻”(1926年12月26日、1927年7月26日)。蒋宋成婚，宋子文完全转向蒋，1928年1月担任财部长，助蒋把浙江财团拉入蒋政权。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一周后，在宋美龄陪同下返乡，居住近月。宋子文尽全力控制财政，调拨蒋军所需军费。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财政完全瘫痪局面下，举步为艰，为蒋复出留下空间。蒋乡居心境，因思念蒋经国而惆怅不已。“时念慈母并念经儿，而夫妻两人如宾相敬，虽无子女，亦足乐也。”(1931年12月25日)宋美龄忽患病，“晚以妻病心悲不安之至”，“经国如未为俄寇所陷，则余虽不能生见其面，迨余死后彼必有归乡之一日，如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灵也。”(1931年3月27日)1932年元旦，蒋“郁郁殊甚，念子尤切”，“妻病未痊甚忧也。”1月3日，宋氏赴沪治疗，直到15日返回蒋身边，蒋仍“忧虑之至”。(1932年1月1日、3日、15日)每逢宋氏不在身边，蒋“极想”、“时思”之情，便出现于日记。直到这年年底，蒋大体上完成对中央政权的改造后，日记笔调才露欢欣：“以夫妻和睦为人生第一之幸福也。”(1932年11月30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宋美龄挺身驰陕，营救丈夫脱险，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大局。蒋介石1940年代出访印度、埃及，宋美龄都偕行辅助。中国抗战最困难时期，宋美龄赴美与罗斯福会谈，争得美国援华抗日，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排华法案，等等。随后，列强纷纷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宋氏“夫人外交”，其功至伟。
在中共军事打击和美国抛弃之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当天即返回溪口，长住近百日(中间赴杭一日即归)。其时，宋美龄赴美面晤马歇尔，乞求美援。蒋介石虽认为“绝无希望，不必多此一举”，却因宋氏坚持“以为个人荣辱事小，国家存亡事大，无论成败如何，不能不尽人事云，余乃允之，不忍扫其性耳。”(1948年11月25日)宋氏赴美当天，蒋日记：“昨晚与妻聚谈，依依不舍，夫妻爱情老而弥笃。”“午夜醒时，妻又悲泣不置，被称为何国家陷入今日之悲境，又称彼对经儿之爱护，虽其亲母亦决无如此真挚，但恐经儿未能了解深知耳。惜别凄语，感慨无穷，彼为余与国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实有不能言之隐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词果能表达其万一耳。但愿此次飞美，得蒙上帝保护，使其心身康健为祝耳。”(1948年11月27日)蒋虽不信美援必得，但仍存一线希望，直到12月5日，“接妻电与马(歇尔)第二次长谈似无结果”，他才死心，并感慨夫人此行“耻辱重重，心绪抑郁，不可名状，前途几完全黑暗矣。”(1948年12月2日、5日)蒋介石此次下野返乡，夫人虽不在侧，却有长子经国、长孙孝文始终陪侍左右。蒋最痛苦之时，蒋氏家族始终支持，给以极大安慰，使蒋痛定思痛，重振再起之意。“此次下野无论将来成败之影响如何，而在京时一切措施与布置比较从容裕如，回家后又值旧历年关，重过幼年难得之生活，自觉只有欣慰而毫无悲戚之感。此种幸福之享受，可谓意外之天赐也。”(1949年1月“本月反省录”)3月11日，是宋美龄生日，此前一天，蒋“电夫人祝其五十足寿。”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直到这年年底，蒋大体上完成对中央政权的改造后，日记笔调才露欢欣：“以夫妻和睦为人生第一之幸福也。”……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
中国国民党当政大陆二十二年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在大部时间里联手掌控国家最高权柄。其中，蒋、宋、孔因家族亲缘关系，对于强化蒋氏独裁的“党治”架构，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外交诸层面，影响巨大。该书对此有专章论述，颇具特色。内中叙及“夫人政治”一段文字，更为精到。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出身一般商人家庭，对政治的兴趣和影响力有限。蒋夫人宋美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则大不同。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谁妻能知我慰我也”(1937年8月3日、9月20日、10月9日，1938年12月13日)。如陈布雷所言，“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唐纵日记1944年8月15日)。宋美龄的话可为陈言注脚：“无论商家与住室，若无家主与老板娘时刻贯注全神，管理业务，则必不成其言。……因之无论家与国，皆必须有主，而且必须全赖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奋斗，其他皆不可靠也。”(1941年11月30日)在蒋宋夫妻心目中，国就是家，蒋介石既为“家主”，宋美龄就是“老板娘”。宋美龄的主意，往往影响蒋介石的决策。宋美龄与其姐宋霭龄亲近，后者热衷于干政，丈夫与子女更贪恋财货，事被举报后，往往借助宋美龄之袒护过关。1948年秋，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轻轻放过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舞弊案，就缘于宋美龄搬出蒋介石亲自干预，使小蒋“打虎”之举功败垂成。
“夫人政治”，固然为国民党的败局推波助澜，却不是根本问题。八年前，我说过，导致一个政权兴替的致命因素中，腐败是它的根本因素之一。最大最重且难以救治的腐败，则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极端专制主义。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并非不反贪污，然而，在一党专政统治下，民众监督、新闻监督、法律监督、分权制衡机制、监察检查机制，等等，或者一律被排除，或者名存而实亡。如此这般，其官场之贪墨，吏治之腐败，便如溃堤之洪水，下山之猛兽，一发而不可收拾。俗话说“左手管不住右手”，自我监督云云只是一句好听的空话。在专制政权下，再好的良法，也会变异为恶法。治民不治官，治下不治上，官官相护，上行下效，便只能是“无官不贪，有吏皆污”了。蒋记南京政权以其短命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号称民主共和实乃专制独裁政府的反贪失败，终至民心尽失，走向溃亡的结局。“失民心者失天下，谁也挡不住!”正是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