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大理工预科。这位新生初入北大的感受，与他所预期的大相径庭，校内乱七八糟，师生间除授课外，彼此不相闻问。老生的老爷派头和守旧习气，使他大失所望。好在也就几个月的时间，蔡元培任校长，接着又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北大由文科始，开始全面的改革，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陈独秀来北大后，《新青年》也因之而迁来北京。北大就这样形成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青年学子们都十分喜爱这个杂志。
他是个用功的学生，总想以后以学业安身立命，报效祖国。课余他也常常阅读《东方杂志》《大中华》之类的刊物，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治学的新途径。直到1917年春，他看到《新青年》，才产生出他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说：“我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顿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讨论。”在北大学生中，他也算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
1918年5月21日，《大中华报》披露《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学生们对此协定异常愤怒。次日，北大和其他几所学校的学生，来到总统府，捧着请愿书，恭而敬之地要求见冯国璋总统。这是张国焘初涉政治的第一次行动。当时，他就对这种温和的请愿“觉得太不够味”，他欣赏“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的抗议方式，这种热烈的情绪，促使他萌发“激进”的念头，“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
他和一些同学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成员有100多人，多是北大学生，而且，后来都成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久，邓中夏又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他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讲演的内容多为启蒙教育，也有结合政治形势的讲演。此时对他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同李大钊的来往，他说：“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
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干事会也应运而生，干事会由段锡明、罗家伦、康白情和他等组成，他负责讲演部的工作。5月19日，北京学生全体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讲演部更是走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他们走街串巷，深入民众，宣讲买卖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
北京政府严令禁止北大讲演部的活动，并开始大规模地抓捕学生。6月2日，张国焘等6位同学在讲演中被警察逮捕，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坐牢。张国焘等的被捕，激起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愤怒，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罢课、罢工、罢市一浪高过一浪，北京政府不得不屈服，答应被囚学生的要求，由警察厅道歉，还用汽车将张国焘等礼送回校。他因此而享有“学生要人”的美称。
在北大学生干事会的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任，并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上，他又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大潮过后，北京学联的工作冷清下来，他也开始思考往后的人生。10月间，他辞去北大学联和北京学联的职务，一门心思，准备“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
北京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学运领袖的迫害。12月的一天，在得知警察将拘捕他的消息后，他和罗家伦悄然上了火车，直奔上海。他在上海凭借北京学运的声望，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及社会名人广泛接触，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伦、邵力子和张东荪、梁启超等。他还和许德珩、康白情和刘清扬拜访孙中山。过了10天，孙中山又单独召见他，对他关注民众和工人运动的热情极为赞赏。北京是回不去了，他只得安心在上海避险。这时，上海有个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这个组织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如黄介民、曹亚伯等，他不仅耳闻，而且十分熟悉，他们都是老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就在孙中山召见张国焘后不久，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邀请他参加这里的工作。他担任了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刚开始也是很热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可是，当他得知北京的风声已去，重理学业的思想又将他的政治热情复归平静。1920年5月初，他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又回到母校北京大学。
张国焘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中共初创期负责人
张国焘在北京还是不得存身，他已上了北京政府的黑名单，况且，用他的话说：“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学业之梦就此破灭，他索性整日泡在北大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
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乘着暑假多已离开学校。在征得李大钊的意见后，他决定去上海。行前，李大钊让他向陈独秀“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计划，他也很赞成”。这时，陈独秀等已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就要回北京了，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在北方发起组织共产党。
回到北京，他向李大钊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转述陈独秀的意见。10月，李大钊、张国焘和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召开了会议，正式成立共产党组织，随后成立支部，李大钊为书记，他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1921年6月，北京党接到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刘仁静是这样回忆选举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他说：“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可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会议主持人理所当然应是陈独秀，可陈独秀因故缺席，而李汉俊、李达不善交往，代表们这才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在中共一大上，代表们选举出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中共初创时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工人运动， 8月中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为主任。正当他全神贯注于工人运动时，又被推举为中共代表之一，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这是中共参加首次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他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工人代表邓培，受到抱病出席会议的列宁的接见。这在当时党内是非常稀罕的殊荣。
回国后不久,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中共二大到西湖特别会议，他都与国际代表马林唱对台戏，反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而坚持建立党外统一战线。1922年10月，陈独秀与刘仁静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直到次年1月，他代理陈的职务,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二七大罢工时，他的身份是中央代表，因此也就成为总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震惊世界的“二七惨案”中，他也在被捕之列，只是在工人的帮助下化装成卖花生米的小贩，才死里逃生来到汉口的法租界。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他因不赞成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而与马林再次发生争执，他的中央委员因此而落选。1924年5月，他们夫妇被逮捕。据上海《申报》报道：“自前日(5月26日，作者注)，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另据相关档案资料，他在狱中供出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党的负责人。
阶下囚的生活使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他说：“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他承认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他的革命情绪明显消沉，他自己也表示以后“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的好”。
坐了5个月的牢，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们夫妇终于走出牢房。出狱后不久，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他又进入中央核心，进入中央局。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发生时，中央局的5位成员中，彭述之患伤寒住院，蔡和森也因气喘病而不能视事，陈独秀负责全党的工作，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他是中央局分管工运的干部，责无旁贷地去了上海，直接指挥和领导五卅运动。
1925年10月，中共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不久改称军事部)，张国焘担任主任，可谓中共第一任军事领导者。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和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为政治局常委，他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又增补瞿秋白为常委。此时，他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那就是挤对总书记陈独秀，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和中央机关的工作者郑超麟回忆：
“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
以后回到上海，颜昌颐证实了这件事情。他当时在中央军委一个机关做事，他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每次中央开会前先到这个机关的一间房子商议什么事情，然后去开会。”
他终于遂了心愿，1927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常委会，陈独秀体面地下台，由他和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所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南昌起义，他支持南昌起义。可7月26日，共产国际来了新的指示：“如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央让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将共产国际指示向领导起义的几位同志传达。7月29日，他给南昌的同志发去密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我到后再决定。第二天，他赶到南昌，仍然坚持如上意见，没想到遭到一致的反对。他见起义已是箭在弦上，在第二天的前委紧急会议上，还是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于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就是这段经历，使他在八七会议上，由政治局委员而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还一撸到底，只是个普通党员。他对此一直不服，多次去信中央申诉。在中共六大上，他旧话重提，就自己的处分与瞿秋白进行不依不饶的争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似是为他辩护说：“张国焘说：‘我当时想暴动是很危险的，但我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说了就有机会主义的嫌疑。我对于他是很明了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实在是怕说，并要注意他以前是犯了一些过错的。他要是乱叫，自然可以说他是机会主义，不守纪律，而将他开除出党籍了。”
也许是布哈林的话起了作用，中共六大后，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1931年1月，他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在归国途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3月28日，中央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决定让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而这正是他所心驰神往的：“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张国焘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长征途中分分合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会师之初，张国焘便仗着四方面军实力，蔑视中央红军。这一点，连已是边缘化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确定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他在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后，又再次以“统一指挥”等为借口，写信向中央要权，消极对待北上的方针。中央考虑到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并为促使四方面军北上，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扩大会议，同意他担任红军总政委，并让陈昌浩担任军委常委。
由于他的一再拖宕，以致让胡宗南部得以集结扼守松潘，红军决难由松潘而入甘南，只得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继续执行北上的方针。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当右路军终于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并打开红军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时，他的南下主张非但丝毫未变，而且越发的无所顾忌。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
得此电文后，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毛泽东所各执一词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出生入死，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他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将“分裂党和红军”责任，完全推给中央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说：“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怀疑林育英已失却自由，其阴暗的心理可见一斑。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自分裂活动以来，一直遭到朱德、徐向前等的反对，中央的决定和国际代表的态度，更使张国焘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这期间，毛泽东频频去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我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他再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南下分裂主义错误彻底破产。
张国焘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执迷不悟的变节者
张国焘是个精明人，知道依照党内斗争的惯例，长征路上的这番折腾，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与其被动挨批，不如主动过关。他找到毛泽东，想找到谈话的话题，毛泽东却对过去的争论只字不提。他又找到林育英，想让林以国际代表的身份从中调解。可是，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这种努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搁了下来。
1937年2月6日，他将《从现在看过去》的检讨交予中央，把自己的错误，分为5个方面进行检讨，承认：“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于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结果”。“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看了这个检讨，很不满意，于2月27日发表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从政治、组织、军事、民主等方面进行分析，给张国焘定性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文章还说：由于张国焘以“私人意志去改变”北上的战略方针，以致使“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张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以凯丰的身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其传播的权威性及广泛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中央政治局3月召开的会议上，他照例作了检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作了批判性发言。3月30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草地密电”。
这份电文只是讲到开展党内斗争的程度，而没有“武力解决”的内容，“武力解决”是凯丰文章中说的。
会上许多人要求撤消张国焘的党内外职务，除开其党籍。中共中央考虑到他已认识到错误，且又同意中央的路线，故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他不作组织结论，还保留其在中央的大部分工作。
他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尽管如此，中央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将政治局会议开到他家，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赏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不多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请他去抗大教授政治经济学，而这恰是他所乐意的，因为，他曾在莫斯科列宁学校读过约二年的《资本论》，这正是用武之时，又何乐而不为呢?在经济学的讲授中，他的心情好多了。他说：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芦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得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
这时因西路军的失败，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又在延安掀起高潮。也就是此时，王明端着国际代表的架子，从莫斯科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应王明的要求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了莫斯科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而他印象最深的则是：“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
听着这些火药味极浓的话，他不免有些心惊胆战，而会后王明单独找他的谈话，对他的选择，也就是他自称“一次冒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明说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的根子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并且告诉他：“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他已经感觉到“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王明从莫斯科带来的苏联肃反、反托的左倾经验，令他总是杯弓蛇影，心有余悸。他说：
“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这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清明节是例行的祭黄帝陵的日子，他利用这个机会离开延安来到西安，一头扎到国民党的怀抱，虽经诸多的同志的劝说、挽留，就是不愿再回延安。至此，他结束其之前还多少有些光明的历史，开始其变节者的不归之路。
张国焘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异国他乡的末路人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将张国焘开除出党。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发布命令，开除他所担任的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理主席等所有职务。鉴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中共中央就此向共产国际报告。9月，共产国际作出决定：“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
蒋介石对张国焘的作为，很是高兴，将他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楼里，由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他的安全。安置妥停后，陈立夫前来找他谈话，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他告诉陈立夫，自己想创办一个民办刊物，宗旨是唤醒年青人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共产主义不适宜中国。现在所有的准备都就绪，唯缺乏资金，希望给以资助。
在蒋介石看来，有了张国焘这样大人物的反戈，可谓是检了个“金娃娃”，怎能让他做这些笔墨工夫呢?一天，蒋介石单独接见了他，并指了指站在身旁的戴笠，笑容可掬地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他这才算正式进入军统，并混了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戴笠倒是很器重他，他也很卖力。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回忆：
“戴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肯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 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他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他使尽全身解数，也没有取得令戴笠满意的成效，而此时蒋介石又在戴笠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戴笠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为给他派去秘书，实际是在监视他，他的专车也被取消。戴笠是这样的态度，军统特务更是瞧不起他，穿小鞋，找岔子、瞪白眼的事常有发生。他对友人说：“我是身家不清白的人。”
军统是待不下去了，他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谋了个国民参政员的头衔，可是，但逢国民参政会开会，不要说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参政员不理睬他，就是其他党派的参政员也不愿和他接触，他只能一个人向隅而坐，孤独发愣。抗战胜利后，他又被安排到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任署长，而江西省省长王陵基则是他的老对头，当年他在四方面军时，王陵基就曾吃过四方面军的不少败仗。如今张国焘落在他的手下，岂能让他轻松快活。他自知和这些军阀有理讲不清，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主动辞职，来到上海。
转眼间，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开始，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上层人士纷纷安排往台湾的退路，可张国焘并不在安排之列。1948年11月，他携全家秘密来到台湾。在台湾也不过一年的时间，他倍受冷遇，所赖以栖身的住处也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强行征占。台湾也无他的立足之地，他只得来到香港，另谋生路。
在香港，他与顾孟余等人发起“第三势力运动”，可又被顾孟余等排挤出局。走投无路的他，来到一家小报馆担任主笔，以写点评论的稿酬，养家糊口。在国际黄金市场价格上涨的利益驱动下，他以仅有的5000美元作为启动基金，做起了黄金的生意，谁知刚有点斩获，黄金价格就一路下滑，不仅分文未赚，而且血本无归，过起一贫如洗的生活。
在困境中，他想起了大陆。1955年，他通过香港友人向北京提出请求，想送次子去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经周恩来批准，他的次子来广州读书，后成为医生，现在美国从医。中共八大召开时，他又通过这位友人向北京捎去想回大陆的信息，北京的回复很简单，只要公开承认错误，回大陆的门是敞开的。可他不愿认错，这扇门又被关上了。
就在他山穷水尽时，美国堪萨斯大学找上门来，让他撰写个人回忆录，并答应每月付给2000港元的研究费，他的日子这才有了起色。他废寝忘食地写着，终于完成这部百万字的著作，也就是《我的回忆》。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又买了他的版权，开始连载，并于1973年分三册出版，他由此赚了一笔稿酬。
文化大革命在大陆如狂飙兴起，美国驻香港的外交人员出于对中国文革内幕的神秘感，曾访问过他，他不排除西方人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权力的考虑，但他主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哲学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政治魅力和能力，又是个出身于农民的社会主义者，对平等的诉求是与生俱来的，一旦发现自己所建立的政权违背了这种诉求，就一定要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反修防修。这是他的一家之言，笔者倒发现这些言论，多少与毛泽东自己所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3个孩子，1个在美国，2个在加拿大。1968年，他离开香港，移居美国。不久，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3年，他突然中风，行走不便的他被送入官办的免费老人病院，他将在这里度过余生。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多少有些感慨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多伦多老人病院的护理条件较差，一间狭窄的房间里住着2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北美的冬天刺骨的寒冷，而暖气又时断时续。这天深夜，他冻得实在难熬，因按铃求助才摔到地上。第二天清晨，医生发现时，他已冻得僵硬。死后，他被安葬在多伦多公墓，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