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历史上曾有两个谥号，分别为1636年皇太极改元称帝时所加的“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即“太祖武皇帝”)，和康熙元年(1662年)所定的“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即“太祖高皇帝”)。后者在历经十余代的追封加谥后，最终成为历史上字数最多的皇帝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不知这位略通汉文的女真民族英雄若真泉下有知，对此会作何感想。
“高”字在谥法中被解释为：“德覆万物、功德盛大、覆帱同天”，被渐行儒道的朝廷选中作为对开基创业祖先的溢美虽然无可厚非，但从谥号作为对前人盖棺定论评价的角度来讲，“高”字确实没有“武”字更能概括出努尔哈赤的一生。当年取得宁远大捷的袁崇焕曾评价他“屡战屡胜，熟于用兵”，就连遍览努尔哈赤的一生“没有看出进步、发展，只看到抢劫、杀戮和破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不劳己，不顿兵”
努尔哈赤在起兵之初所能依靠的不过是十三副铠甲、三十余匹战马而已，其实力与影响力均无法与海西女真乃至建州女真中受到明朝扶持的仇人尼堪外兰所匹敌。在这种境遇下能否以智胜敌，不仅仅是彰显谋略的炫耀，更像是决定生死的条件。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在针对尼堪外兰的复仇行动中曾与萨尔浒城城主诺米纳结为盟友，但此人却“阴助尼堪外兰”，几次将努尔哈赤的行动计划透露给后者，引起努尔哈赤的不满。适逢诺米纳想诓骗努尔哈赤为自己攻打巴尔达城，努尔哈赤将计就计，以自己兵械寡少为由令其领兵先攻，诺米纳不从，努尔哈赤又诱骗其将兵器悉数交出，不费吹灰之力夺取了萨尔浒城。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的计袭抚顺也是较为典型的以智取胜的战例之一。抚顺城濒临浑河，是明朝在辽东的重要关隘，也是马市贸易的集散地。作为起兵35年来第一次与明朝军队的正面交锋，努尔哈赤权衡利弊最终决定以智取不以强攻。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先一日，奴于抚顺市口言：明日有三千达子来做大市。至日寅时，果来叩市，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随乘隙突入掳杀。”仅一周时间内，努尔哈赤便占领了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地，虏获人畜三十余万，抚顺城守将李永芳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降清(后金)的明朝边将。
努尔哈赤对智取的重视还表现在据险设伏、诱敌深入的战术运用上。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海西女真叶赫部因没有达成向努尔哈赤勒索土地的目的，集结了哈达、辉发、乌拉、朱舍里、纳音、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等九部三万余人，进犯建州女真。距此六年后，在整合了海西女真哈达部的前提下，建州女真的人口才刚勉强过万，古勒山之战中双方兵力的悬殊程度应该是不难想象的。
在众兵闻听三万大军来袭、骇然不已的时候，努尔哈赤对将士们说：“尔众无忧!我不使汝等至于苦战。吾立险要之出，诱彼来战。”他依据古勒山的地形特点部署兵力，据险设伏，以逸待劳，又令额亦都以百余骑兵佯败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对人心不一的九部联军进行掩杀，大获全胜。只此一战斩杀叶赫贝勒布斋及兵士4000余，俘虏乌拉贝勒布占泰，缴获战马3000余、蹬甲1000余，并重创叶赫部，改写了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的实力对比。
在征战中，努尔哈赤屡施奇谋变诈之术，“审机宜，决进退”，以达到“不劳己，不顿兵”的目的，同一时期的明人评价其“狡黠异常”、“用计最诡”。他还曾多次对子弟及臣属表示：“夫不劳兵而克敌者，乃足称为智巧谋略之良将也。”
身先士卒，勇武坚毅
虽然智取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收益，但在作战中完全依靠以智取胜是不现实的，在冷兵器时代，强攻还是获得胜利的基本手段。而在强攻的过程中，主帅的意志和偶像作用有时会对士兵的战斗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有人说努尔哈赤“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这显然是无视了他在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视如养子”的经历(1574—1582年)。从某种角度而言，努尔哈赤算得上是一名职业军人，诚如他在晚年时回忆所说：“我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也正是在一次次的身先士卒中，努尔哈赤凭借自身的勇武与坚毅赢得了“巴图鲁”(baturu，意为“英雄”、“勇士”)的殊荣，也奠定了自己在尚武好战、崇敬英雄的部族人心中坚不可摧的崇高地位。
万历十二年(1584年)征栋鄂部，酋长阿海巴颜“聚兵四百据城以待”，努尔哈赤纵火焚城楼及村中庐舍，又亲自率领12人伏于浓烟中，趁城内以为敌兵已退出城观望之机，“突出击之，斩四人，获甲二副”。在攻打翁科洛城时他又亲自“登房，跨脊上射城內之人”，不料身中两箭流血不止，众人欲上前扶他时，却被他制止：“尔等勿得近前，恐敌知觉，待我从容自下。”结果因伤势过重几次陷入昏迷，直至“次日未时其血方止”。次年二月，努尔哈赤率75人攻打界番寨遇敌400余，在兰岗之野展开战斗，他又单骑迎敌，“奋力一刀挥讷申肩背为两段，随转身射巴穆尼于马下”。
类似的记述在《满洲实录》中还有“太祖四骑败八百兵”、“太祖独战四十人”、“太祖善射救旺善”、“太祖富尔佳齐大战”等等，记录了努尔哈赤“开创艰难自大东”的种种历程。当勇武的领袖遇到善战的兵士，战斗力便自然地得到激发。据学者考证，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十一年努尔哈赤两次征乌拉时，仅在乌拉城下便损兵115人，但“诸王臣军士皆奋勇冲击”、“两军之矢风发雪落，声如群蜂，杀气冲天”。八旗兵士气之盛，可见一斑，连驻守辽东的明军将领也不得不称赞说：“其来如骤雨，去如飘风。”
四两拨千斤的谍战运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直被奉为用兵圭臬。《孙子兵法·用间篇》云：“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简言之，要依靠间谍来获取敌方的情报，而善于进行谍战正是努尔哈赤用兵的另一特征。
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曾派出大量哨骑频繁往返于明边之间，收集情报并第一时间传递回后金，以致明军还未出动就已泄露师期。山西道御史冯嘉会事后奏言：“我师进剿，出揭发抄，略无秘密，以致逆奴预知，在在设伏，三路败衂职此之咎。又闻奴酋狡黠异常，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亦用厚赀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在得到明军准确动向后，努尔哈赤又接受了降将李永芳的建议，采用“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仅用四天时间便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进攻明朝边关开原时，他再次派出大量谍报人员对开原城内虚实进行侦查，详细了解守军情况。前方送回的情报显示，推事官郑之范“赃私巨万”、素失军心;城中“马食菊杆，一日而倒伤二百四十九匹”，军心涣散;并且守军习惯在离城草茂之处喂养马匹，故而城内空虚。努尔哈赤随即乘虚而入，全取开原。曾任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
在收集情报的同时，努尔哈赤还非常重视对明军将领的策反工作。在开原，收降千总金玉和、王一屏、戴集贤、白奇策等人;在铁岭，有参将丁碧“开门迎敌”;在广宁，李永芳使出“谍中谍”的本事，成功策反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心腹战将——中军游击孙得功，后者不但主动投诚并献出了辽西重镇广宁，还差点儿将自己的老上司也一并献给后金。在谍报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努尔哈赤可谓深谙其道，而他最得力的“特工”恰是深知明军底细的降将李永芳。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任预备，守抚顺，天命三年(1618年)降归后金，随即被任命为三等副将，统辖收降的抚顺及东州、马跟单二城降民千户，并娶贝勒阿巴泰的长女为妻，成为努尔哈赤的孙女婿，开始投身于努尔哈赤对明情报和策反的工作中，宛然是四百年前游走于明清(后金)之间的“伪装者”。
自天命五年(1620年)起，李永芳便率领轻骑活动于辽沈一带，发榜招降、动摇明朝军心，并且成功诱使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度误以为他有弃恶从善之心。据明户部负责辽东军饷事宜的官员傅国在《辽广实录》中的记载，当时的沈阳守将贺世贤素与李永芳交厚，在其坐吃空饷被上司觉察之际，竟为避免丑事暴露不惜引敌自救，“数密请李永芳引虏亟入”、“连三日三请，而李永芳果以虏大入矣”。双方激战时“李永芳购炮手千金，以沈城大炮击川兵”，再次加速明军的溃败。
此外，李永芳按照努尔哈赤的要求积极为后金政权建立情报队伍，广泛利用各种社会和家庭关系从事策反和情报工作。他的眼线遍布辽东各城堡、马市、海陆交通要道，甚至直接派人到北京长期居住搜集情报。据《抄本明实录》所载，万历、天启年间因充当后金间谍而被明朝逮捕、杀掉的就有杜茂、王懋芳、傅应春、王世杰、马承林、武长春等人。其中马承林“系李永芳儿女亲家”，武长春“系李永芳之婿”，在北京潜伏时间长达九年(1618—1626年)。
当然，李永芳的策反、劝降任务也有铩羽之时，如清河守将邹储贤、辽东巡按御史张铨、西平堡副总兵罗一贵等人都曾对他怒骂不已。另一方面，虽然李永芳为后金的谍报工作尽心竭力，但仍不能取得女真人的真正信任，又加之谍战中虚实难辨的工作性质，这位籍隶正蓝旗汉军、身加三等子殊荣的“抚顺额驸”，仍不免被编入《贰臣传》的宿命，真可谓“满面威风满面羞”。
当然，努尔哈赤可圈可点的军事才能并不仅此三处，晚年兵败宁远的教训也足称惨痛。但在长达44年的戎马生涯中，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得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多次取得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与他善用智谋、重视谍报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