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成功的原因：辛酉政变是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打倒了顾命八大臣势力。为赞襄政务大臣(又称顾命八大臣)，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总摄朝政，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其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