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六年(公元228)诸葛亮亲率大军进攻祁山，很快攻下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整个关中地区震动。魏明帝曹睿亲率大军坐镇长安，命令大将张郃率军抵挡。诸葛亮派马谡督帅诸军前冲，与张郃战于街亭。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行动失当，被张郃打得大败，丢失了街亭。诸葛亮进攻失去了依托，只好退回汉中。这就是有名的失街亭和斩马谡的典故，《三国演义》据此还增加了一处空城计的故事，京剧更是把这些故事整出了三个剧目，合起来称为《失空斩》。诸葛亮街亭失败以后，要求刘禅给予处罚，刘禅宽慰了他，但诸葛亮没有接受，而是来了一个自贬三级。刘禅只好同意，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但仍然行使丞相职权，所管辖的事情也和以前一样。
自古以来，处分都是组织对个人，上级对下级，像诸葛亮这种情况还真是少有。封建时代实行的都是家天下，实行的是一人统治，皇家就是组织，皇帝再无上级，只有他有权处分别人而不被处分。甚至对他的功过得失都不能议论，只有汉武帝搞了一个像是“检讨”一样的诏书，后人称之为“罪己诏”。不过，这只是就事论事，并不牵扯到处分问题，更不会有降级一说。除了这个人，大臣们只能是提出要求，贬不贬，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而诸葛亮已经向皇帝刘禅提出处分请求，刘禅并没有批准，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自贬三级呢?
说这种情况少有，不是没有，先看看有过的先例，曹操“割发代首”。
曹操经常率军出征，有一次经过麦田，下令说：“士卒都不要损坏麦子，有违反此令者处死。”结果别人都没有违反，偏偏是曹操的马受到了惊吓，窜进了麦地里。曹操招来主簿论罪，主簿用春秋的典故应对说：自古刑法是不对尊贵的人使用的。曹操说：“自己制定的法令而自己违反，又如何能统帅下属呢?然而，我身为一军主帅，是不能够死的，请求对自己施以刑罚。”因此，曹操拔出剑来割下头发扔在地上。
必须说明，曹操割发的确是一种刑罚。在古人来说，“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随随便便说割就割的，刑名当中有一种髡刑，就是拔掉头发。所以说，曹操的这种自罚，虽然象征意义更大些，但绝对不是“作秀”，而是实实在在的罚。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区别，一个疑惑。区别在于，这时候的曹操已经不上朝参拜汉献帝了，也就是说，曹操已经完全掌握了皇帝的权力，他就是皇帝，汉献帝只不过是一个名字符号;而诸葛亮，虽然也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出师表语)”，但皇帝皇宫和丞相丞相府还是有区别的。这就留下了一个疑惑，诸葛亮和当年的曹操一样吗?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肯定会有人说，诸葛亮和曹操绝对不是一码事，这是大忠和大奸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呢?
实际上，诸葛亮这样干就是在显示权威。这时候的诸葛亮和汉献帝时候的曹操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能够“挟天子”的人。只不过，曹操已经把汉献帝完全控制，汉献帝只有一个皇帝的虚名，曹操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已经不知情。而诸葛亮的“总揽内外”的权力是皇帝刘禅“给予”的，诸葛亮所干的大事情，需要给刘禅(皇帝)报告一下。区别仅仅在于，曹氏亡了汉家天下，诸葛亮辅佐的这个蜀汉君主是被魏国所灭。
诸葛亮既然已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他还有必要再显示权威吗?要说有还真有。这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李严，二是刘禅。李严也是刘备临终的托孤重臣之一。章武三年(公元223)，刘备临终托孤，李严和诸葛亮都是遗诏辅佐刘禅之人。刘备的意愿是让李严“统内外军事”，但李严始终住在永安，南征北伐等军事都不用李严“统领”。诸葛亮北伐失利，恰恰是军事上出了问题。有了问题就要检讨总结，所以，诸葛亮如其让人家说，还不如自己说。这就是她要向李严显示的权威。再说刘禅，刚当皇帝时年龄是十七岁，按当时的说法，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因此，诸葛亮以他没有执政经验和能力为由，总管了“内外”一切政务。但这次事件发生时，刘禅已经二十二岁了，按道理说，即便是不发生过失，诸葛亮也早应该把权力还给刘禅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他上书刘禅，不是请求处分，而是直接决定“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这时候的刘禅，就像是一个办事员一样，只需要整理一份材料，盖个公章就行了。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推论，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明，姜维封侯。姜维是天水人，在诸葛亮这次北伐时，天水太守怀疑他有异心，将他关在上邽城外，不得已投降了诸葛亮。诸葛亮马上任命姜维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侯”。假如说，任命姜维官职是一种需要，而封侯，这是丞相的权力吗?即便是在战争环境下，封侯必须有功，姜维又有什么功劳?姜维封侯，诸葛亮根本就没有请示。
这样看来，诸葛亮自贬，就是在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皇帝算什么?皇帝只是他的“义子”，而他是皇帝的“相父”!
管仲自始至终都得到信任，而萧何则没有这般幸运。
管仲本来辅佐的是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为了帮助公子纠当上国君，管仲还拉弓搭箭射了齐桓公一箭，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但是，当鲍叔牙极力推荐，经过谈话知道了管仲的才能以后，齐桓公马上任命管仲为相国，从此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和猜忌，也就是从来没有更换相国的想法。
萧何不同，刘邦嘴里说的比齐桓公要甜蜜的多，内心却始终隐含猜忌。汉五年，刘邦打败项羽平定了天下，准备论功行赏。刘邦那意思是让萧何为第一，可是很多人认为萧何只在后方，不如他们披坚执锐攻城拔寨功劳大，很不服气。刘邦说：“打猎时，追咬野兽的是猎狗，但发现野兽的踪迹，找出野兽所在的才是猎人。”因此，他把那些冲锋陷阵的将领们比作是“功狗”，而把萧何比作是“功人”。但是，萧何却并不是始终被信任。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在前方打仗，萧何协助太子留守后方。汉三年(前204)，刘邦多次派遣使者慰劳萧何。有个叫鲍生的人说：“汉王在前方风餐露宿，却反过来派使者慰劳您，这是有怀疑你的心意。”萧何于是听取了鲍生的意见，将自己的子、侄都派到前线去，刘邦这才高兴放心。刘邦死的这一年(前195)，英布反叛，刘邦亲自带兵平叛，他仍然多次派人来询问萧何在干什么。可见，刘邦自始至终对萧何都是重用而不是信用。而萧何为了自保，竟然采取的是自毁清誉的方法，因为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威望太高。当萧何借机会为百姓请求上林苑的空地耕种，刘邦立刻将萧何下狱。就是萧何这个相国，刘邦也并不认为非他莫属。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有一句话：“劝皇上立萧何为相国”，说明刘邦对此信心并不坚定。
诸葛亮肯定是想当一个始终被信任的人，这是他自比管仲的另一个原因。
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而萧何只是在听主子做事。
相国无论多么风光，但是这天下(地盘)都是人家的，你立了功得到一些利益，也都是人家赏赐给您的。在这个方面，管仲和萧何并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不管权力有多大，和君主永远都是主从关系，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但管仲和萧何由于遇到的主子不同，所受到的信任不同，他们在各自集团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所区别的。管仲提出的所有主张，只要齐桓公点个头就行了，或者是，齐桓公想干一件事情，只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剩下的都由管仲来完成。也就是说，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齐桓公只不过是一个所有者而已。而萧何不同，他也在做事，但他的这种做事，是在刘邦的允许之后才可以做，即便这样，萧何还得时时看一看刘邦是不是高兴。这让萧何养成了大事不表态的习惯，直到刘邦死后。临终前，萧何病重，汉惠帝刘盈问他谁可以接替?这件事本来刘邦已经有安排，那就是曹参。曹参自己也知道，萧何也会推荐他，尽管两人有矛盾。但是，萧何就是不先说出来，而是用一句“知臣莫如君”来搪塞。刘盈说：“曹参这个人怎么样?”萧何马上说：“陛下得到合适的人选了，我死了也不遗憾了。”如果不是人们理解他的无奈，这哪儿像一个起栋梁作用的相国所说的话!
诸葛亮不会愿意自己走到萧何那个处境中。
实际上，诸葛亮是不是把自己比作管仲也很难说，但古代文人们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成为管仲，而不希望自己做萧何。他们希望自己遇上齐桓公这样的帝王，以便自己可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才华，已达到“致君尧舜上”的人生志向。而萧何虽然历史功绩同样彪炳青史，但他那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人生经历却并不令人羡慕。或许，这就是文人情结，他们是想借着诸葛亮的事情说出自己的心里事吧。
“诸葛亮自贬三级”是哪三级？
“马谡拒谏失街亭”、“孔明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故事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出悲剧。大家对此讨论的很多，本人不才，也凑凑热闹。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嘱咐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宜察之。”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古训在谨慎的诸葛亮身上应验了。由于马谡确实是智谋之士，曾向诸葛亮提出了不少良策，二人非常交好，马谡甚至以诸葛亮为“父”而事之。因此，诸葛亮对刘备的嘱托不以为然，一直认为马谡是“当世之英才”，对他仍然非常器重，经常和他通宵达旦地讨论军国大事，使得睿智的诸葛亮被马谡夸夸而谈的谋略和理论蒙蔽了明亮的“慧眼”，没有“透视”出马谡“言过其实”的另一面。
兵出祁山时，在关键时刻，诸葛亮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面对马谡的主动请战，听信了马谡轻敌的豪言壮语和所谓的“军令状”，就没有安排其他久经战阵的宿将为先锋，而是任命马谡为先锋官。尽管选派了“平生谨慎”的上将王平担任助手，但是熟读兵书、颇知兵法的马谡却坚持以违背实际情况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作出了错误的战斗部署，还拒绝王平的正确建议，最终导致了街亭失守的败局。
智者千虑，仍有一失。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用人谨慎的大智之人，也会受到感情亲疏的左右，也会犯下用人失当的错误。
二
当马谡兵败的消息传到大本营后，诸葛亮顿足长叹：“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后来，又对有功之将赵云说：“是我不知愚贤，以致如此……”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咱们尽管不清楚诸葛亮当时经历了如何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诸葛亮深知：纪律就是制胜的法宝，法不容情，必须坚持原则，公正处理，明正军律，表现出了为兴复汉室而执法如山、赏罚分明的坚定立场。
其实，更能彰显诸葛亮人格魅力的是，他并没有把马谡当作“替罪羊”一杀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脱得干干净净，而是进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评，自己勇于承担了兵败的责任。
诸葛亮在上奏后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诚的自我剖析和检讨：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统帅三军。由于我治军法度不严，做事不够谨慎，以致出现了街亭失守的败局。这个责任，在于我知人不够，用人不当，因此我情愿自降三级，以督察我的过错。”。诸葛亮旗帜鲜明地把“用人失当”的“帽子”戴在了自己头上，树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赢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动和倍加敬佩。
在马谡受刑时，诸葛亮的心情错综复杂，先帝的话也在耳边反复回响，要不然他不会热泪盈眶，大哭不已，这其中固然有对马谡的依依不舍和不胜惋惜，恐怕更多的还是对自己用人失当的深深自责和无限痛心，愧对了先帝的遗言，可惜悔之晚矣。
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大小小类似错用马谡的历史悲剧也在不断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诸葛亮那样严肃而公正处理的却不多见。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敢拍胸脯，勇于自责，退而补过，不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时代堪称典范，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十全十美?”特别是当权者，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权力就是责任，权力愈大，责任越大。如果犯了错误之后，就一味地怨天尤人，对应承担的责任上推下卸，而自己却不好好地反省，不作深入的自我批评，那就是错上加错了。有些当权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误区。
比如，由于当事人失职而出了问题，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作为当权者呢，也应该难辞其咎，应主动承担有关的领导责任，这是当权者的本分，也是应有的觉悟和境界。但是少数当权者却并非如此，不是勇于承担责任，不是认真吸取教训，不是积极纠正失误，而是煞费苦心地在如何推脱责任上下功夫——有的用“捂”功，千方百计地捂着盖着，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遮掩不住了，便启动纵横交错的“关系网”，让直接责任人逃脱应有的处罚，自己也就相安无事;有的用“推”功，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直接责任人，谁让他出错呢，全都担着吧，自己则若无其事;还有的用“轻”功，稍微放下点架子，避重就轻，象征性地来一句“我也有一定责任”，再来点“蜻蜓点水”式的“自我批评”，至于其它的具体责任，那就不关我的事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既不照章办事，更不引咎自责的做法，与诸葛亮一比，可是大相径庭了。
再如，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一些同志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怕苦累，不怕险难，不怕死伤，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某些眼光“敏锐”、思路“开阔”的当权者来说，在面对需要承担的责任时，这些英雄行为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就耍起了另类“聪明”，玩起了“曲线纠错”的伎俩——他们不是从自身查找原因，引咎自责，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而是围绕这些英雄行为大做文章，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英雄行为，以此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和关注点，掩盖自身的过失。他们把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说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是“天灾”而不是“人祸”，把这些英雄行为说成是领导精心培养教育的结果，是“教育数年，展示一时”。文过饰非一番后，坏事在他们的嘴里和宣传工具下摇身一变成了“好事”，事故责任也就相对地“轻描淡写”了。这样的手段确实是“高”——“高”得离谱，“高”得邪乎，不但掩盖了矛盾，吸取不了血的教训，而且败坏了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
确实，自责是需要勇气的。有些问题的发生，不能排除其中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主观因素造成的。为什么有的当权者就没有认错担责的勇气呢?深入探究，恐怕是心中有“四怕”：一是怕被追查责任，丢了“乌纱帽”;二是怕被别人抓着把柄，引火上身;三是怕因此丢了面子，令自己难堪;四是怕不能被别人理解，扣上“就他能出风头”的“大帽子”。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这样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的驱使下，也就不愿意、也不敢承担责任了，甚至把错误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发展到——讳疾忌医了。
其实，自责就是严格的自律。敢不敢承担责任、能不能承担责任，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当权者是否具有严以律己的品质。一个连自己的错误都不敢承认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从他身上找到严以律己的勇气呢?而一个缺乏严以律己精神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他能正确地对待别人、对待错误呢?只有那些心胸坦荡、襟怀坦白的当权者，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才能敢于承担责任。他们知道，承担责任，就是为了反省，为了改过，为了以后的进取，这是一个教育人、感染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人、增强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