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双雄”是毛泽东的两大虎将，却有着“历史恩怨”，毛泽东巧妙地导演一场“将相和”，让他们联手在齐鲁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同仇敌忾的英雄壮剧。
王建安看望慰问关心受伤兵士
王建安是57名开国上将之一，在军内享有很高的声望。王建安1927年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和指挥过许多著名战役。他卓越的指挥才能，早就享有盛誉；而他的人格魅力，也是远近闻名，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
既是老乡，又是搭档
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一天到晚还挨王少山的打骂。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60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是麻城县乘马岗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投身家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每次战役都是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军、第25军)的主力，也是战功最大的部队，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一场出走，“双雄”反目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斥责，被有些人叫做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
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不辞而别。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他一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呼”地一声，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他不下屋顶咋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地喊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五花大绑，被关进了窑洞。
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许世友认识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他忠心耿耿。出狱后，他逢人就说：“毛主席救了我。在延安坐了一年牢，胜过上三年大学。”
1950年，张凯（左起）、林维先、王建安、汤光恢、粟裕、张爱萍、唐亮、郭化若、张震在南京
尽管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理睬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抗战爆发后，戏剧性的是，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冷言冷语地蹦出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他就是“没理睬他”。两人之间虽然“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山东双雄”。
主席点将，“两虎”言和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但他没把两人叫过来一顿训，再命令他们“好”，而是“大智慧”地准备让他们去自行和解。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正在酝酿攻打济南的方案。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并召王建安来西柏坡面谈，听听前线的意见，再作出具体的部署。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和征尘，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划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当前的任务。讲完以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王建安不假思索地答道：“服从军委的决定。”说着，站了起来。毛泽东很高兴，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解释道：“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两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团结”二字。他心想，主席是怕他不服许世友，而且他们过去又有过一些争执和误会。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抗大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准备拖枪出去，回四川打游击。临出发前，王建安觉得不妥，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地处理了此事，但许世友因此对王建安持有成见，两人之间结下了疙瘩。
这次打济南，王建安能愿意给许世友当副手，友好共事吗？王建安没有犹豫，他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笑了，再一次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说：“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3级。好吗？”说罢大笑起来。随后，毛泽东安排王建安去找周恩来商谈关于解放济南的战略部署。王建安与周恩来促膝秉烛长谈，一直谈到翌日东方发白。等到王建安告别周恩来的时候，他的手上就多了件公文包。王建安的儿子王东波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并未讲过这件公文包的来历，这件公文包后来伴随着父亲走过了几十个春秋，到底是毛泽东赠送的还是周副主席赠送的，成了一个谜。
(综合《十大常胜将军》和《中华魂》等文章 )
1949年，王建安和陈再道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