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这次大会是对前一个时期尤其是大跃进、高指标等工作失误进行纠正和检讨的大会。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认为自己在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等问题上有责任，决定主动承担责任并率先检讨。
1月20日，周恩来在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作修改时，建议把以下内容写进报告里：
“应该说中国农业生产在目前条件下每年递增万分之五就是大跃进了，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同志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农业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才算大跃进是不可能的、错误的。”
在大会上，周恩来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可他不是泛泛地说我有责任等语，而是实实在在地举了两个典型例子。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现在懂得农业“每年按照10%、15%、20%这样的高速度递增是不可能的”。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他表示，这些问题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毛泽东坐在一旁，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会后，不少人认为，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并非周恩来一个人的发明，他和毛泽东曾多次找有关部门领导人研究、讨论，希望把那些高得离谱的指标降下来，作了巨大的努力。于是，有的人对周恩来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呀。”
他却认真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大办钢铁、高指标，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陈冠任原创，其他媒体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