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叙利亚客人时坦率地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几十年，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位军事家，抑或是政治家。其实，这都不是毛泽东所希望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不是他的职业梦想。
毛泽东最大的志愿，首先是当一名教师，其次是去当记者。
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他确定要靠这两个工作来“生活”——谋生。
然而，这个愿望，他至死都没有改变。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时表示：“我不想干了，太复杂。我想去当大学教授。”“当主席太复杂，麻烦人。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
有意思的是，在历史上，他还真曾经有过一个去大学当教授的机会。
那是1921年的事情。
（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厦门大学）
1921年6月，福建厦门大学成立，校长林文庆走马上任，求贤若渴，给梁启超等贤达写信，请他们帮助推荐一批优秀教员。梁委托众学生和好友寻找贤才，并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三人写信说：
“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3页）
于是，一位湖南籍的师范生列入视野，此人就是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最终没能成行。
为何？毛泽东的文凭太低。
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讲中国公学的事。在信的末尾写道：
“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0页。）
舒新城何许人也？
舒新城，湖南溆浦人，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伦理学教授，兼任一师修身、教育学教员，后成毛泽东岳父）的学生，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正在湖南省立一中担任教务主任，与毛泽东熟悉。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即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由于文凭太低，毛终未成行。
厦门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同龄。此时毛泽东已是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书记。如果梁启超等人学了蔡元培延请无学历的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那样，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去厦门大学呢？这还真难说不会二字。
因为，就在这年年底，毛泽东在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仍然郑重填写了“教育学”三个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四个字，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之月薪报酬及文字稿费”。
因此，毛泽东完全有可能来厦大的。
如果他当真来到厦门大学，享受着400元大洋的月薪，会不会改变自己一生的轨迹，也由此改变整个中国的历史？在若干年之后，有人感慨地说：幸亏梁启超等人看不起低学历，毛泽东也被文凭、学历给耽误过，若是他们学了蔡元培，毛泽东去了厦大，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革命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多年。
在当时，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这些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知识分子，谁也没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这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一纸师范生的学历毁了毛泽东的大学教授梦，却让他成为了国家主席和党的领袖，最后成就中国多了一位写进世界史的超级伟人。有意思的是，即使到了晚年，毛泽东的教书梦还是没有破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给他封了“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说，他只要“导师”一词，其他统统去掉。他甚至多次对卫士李银桥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流露出对教书当教授的深情向往。并且，他规划退休后，“将来拟研究近代史”。
但是，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他日理万机，再想去教书，完全不成，行不通了。
毛泽东生前没去当大学教授，竟毁在一纸文凭上，成了他一件憾事，至今令人多少有些唏嘘：文凭真的等于能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