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14日，是农历大年正月初一。毛泽东像劳作惯了的农夫一样坐不住，当晚就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乘坐专列南下，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为即将拉开序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进行调查研究。
次日，华北大地天气晴朗，春意融融。河北省古城邢台到处张灯结彩。9时许，邢台地、市、县三级干部正在六合居饭庄举行欢迎赴朝志愿军回国报告团春节招待会。突然，火车站电话通知地委书记李吉平：“有紧急任务，和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马上去车站。”有什么紧急任务？李吉平来不及细想，便和张玉美乘上一辆来迎接的美式吉普车，急急赶去车站。
两人一下车，就被站长迎进候车室。李吉平问：“有啥事情？”
“具体不清楚，上级让你们在车站等候。”站长说，“是通过铁路专线通知的。”
张玉美突然想起昨晚县里曾组织干部进行夜间护路，防止坏分子破坏，猜想是否与这件事有关呢？可转而一想，护路是常有的事，再说大年初二，能有啥要紧事？可铁路专线的通知，必有急事大事。正在她纳闷时，一列火车由北往南徐徐进站。车刚停稳，公安部长罗瑞卿和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就走下来了。马国瑞和李吉平握手后，问道：“张玉美同志来了没有？”
李吉平指着张玉美说：“来了，这就是张玉美同志。”
在旁边的罗瑞卿说：“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找张玉美做什么呢？
张玉美登上火车，就被带到了接待室。马国瑞让她坐下，倒了一杯水后说：“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罗瑞卿告诉说：“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作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张玉美一听给毛主席汇报，惊喜万分，可细一想，农村工作干头万绪，事先没一点准备，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立即说：“我能汇报好吗？‘三反’‘五反’运动刚结束，我来时很仓促，身上没带钱，咋能白吃白喝白坐火车？”
“你是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自然管你饭吃，车票也不用你买。”罗瑞卿笑着说，“至于汇报嘛，主席问什么，你如实讲就好了。”
张玉美赶紧问：“你知道主席叫我汇报啥？”
“这个问题不大好说。这是主席新年第一次外出搞调查，估计各方面情况都会要了解，涉及面可能宽一些。特别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主席一向关心，让你汇报的可能性很大。”罗瑞卿告诉张玉美，“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很快就会醒来。咱到前边会议室等吧。”于是，众人一起走进会议室。
所谓会议室，不过是一个车厢。工作人员在里面挂了一些古画装饰，右侧摆着拼成丁字形的长桌，铺着白布，两侧放着整齐的沙发坐椅，既朴素大方，又清洁雅致。罗瑞卿介绍张玉美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见了面，然后说：“你先坐下等候，顺便考虑一下汇报内容。”
张玉美正要思考全县工作时，忽听到前面车厢内咳嗽一声。罗瑞卿轻轻地说：“主席起来了，咱们准备吧。”
随即，车厢门外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众人立刻站起来。毛泽东一出现在门口，张玉美快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右手，激动得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罗瑞卿介绍说：“主席，这就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紧紧握住张玉美的手，拉着她走到桌子东侧，用手指着身边的沙发椅，示意她挨着他坐下。
罗瑞卿、马国瑞和杨尚昆、何载（记录员）也相继落座。张玉美凝视着毛泽东，打量着他。罗瑞卿见她“出神”了，便说道：“玉美，这就是主席。”
张玉美顺口答道；“见过。”
这下轮到毛泽东惊奇了，问张玉美道：“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
“见过你的像片。”
她这句话把毛泽东和在座的人全逗乐了，笑了起来。
毛泽东见她有些紧张，便先拉起家常，问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张玉美一一回答。毛泽东听说她只上过8个月夜校，现在认识不少的字，并且主要是从工作中学来的，递上一支钢笔说：“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张玉美随手掏出装在衣兜里的笔记本，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二十多个字，把笔和本子一块送过去。毛泽东看了后，又默默翻了笔记本，笑着鼓励说：“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吗，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然后抬起头，对随行的人员说：“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接着，他转过身，问坐在右侧的张玉美道：“家里几口人？”
“35万。”张玉美回答。
虽然张玉美紧张得“乱说”，毛泽东还是高兴地点点头，明白她“35万”是什么意思，笑着打趣她说：“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经过一阵子的交谈，张玉美渐渐平静下来。毛泽东为何点名要河北省一名县委书记汇报农村工作？原来，早在2月2日，他看到《内部参考》一篇《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文章，引起了重视，要求中办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并专门给新华总社写了一封信，要求“请将此稿作为参考。并请令知各省市新华分社仿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根据那篇文章提供的情况，毛泽东便问起张玉美的工作，开始了调查：“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镇反中全县抓捕了171名反革命分子，枪决了81名。”张玉美说，“经过镇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数能够低头认罪，接受政府管制，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毛泽东继续问道。
张玉美是从基层上来的实干型干部，干工作是好手，属于泼辣型的女干部，刚才还紧张，现在谈起工作便头头是道，立即回答：“县里‘三反’‘五反’按照中央通知进行部署，去年10月份已经结束。‘三反’中一共查出158名贪污分子，‘五反’因县里工商业很少，没搞出什么问题。经过两个运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问她：“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随着恢复经济的任务即将完成，毛泽东开始思考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时代命题。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党中央把重心放在工业建设上，但为了不削弱农村工作，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认为农村走合作化道路是向社会主义转化的重要途经，因此对农村互助合作情况十分重视。而他询问互助合作的情况正合张玉美的心意。她当即爽快地回答说：“沾（方言“行”之意）。”
她又觉着这样回答似乎不妥，马上又解释说：“原来不知道给主席汇报，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的时间。”
毛泽东宽慰说：“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于是，张玉美先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全县的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毛泽东插话说：“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他说话时，中央办公厅的何载作记录。张玉美也往自己本子上记，有时记不下来，就划个记号。毛泽东问她：“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我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磨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张玉美告诉说。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拍着她的肩膀连声说：“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然后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打了一下手势：“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时间为好。”
接着，他点燃一支香烟，侧过脸对着张玉美说：“继续谈吧。”
张玉美又说起了近两年邢台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1951年，河北省第二次党代会上提出，各县可试办一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初，县委学习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我们互助合作时间早，基础牢，因此决定采取梅花布点的方法，适当加快办社的步伐。按照山区、丘陵、平原三大区域，选择水门、东川口、前炉子等七个搞得较好的村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于12月中旬赴饶阳县五公村，参观了耿长锁创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回来后，经过一个多月宣传发动，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先后建立起来。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七个社秋麦两季普遍增产。这样一来吸引了全县农民。群众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场上粮食堆成山。”
毛泽东点点头：“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到秋后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张玉美又汇报说，“同时，新建社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发展，比如尹贾乡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
毛泽东听后当即把手一扬，诙谐地说：“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
在场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
张玉美继续说：“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入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泽东一听十分惊讶，问道：“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我县互助合作有十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一个是我县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在合作化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办法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接着，张玉美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说到东川口时，她说：“这是70户的小村，区里原计划以王志琪互助组为主，先成立一个20来户的小社。经过宣传发动，群众几乎全部报名。党支部只好采取‘关门’措施，结果两次‘关门’也没有关住。后来又开展了一次‘倒宣传’，还是没有动摇群众入社的决心。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月，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也就是建社的当年，全村粮食总产达到27万斤，比上年增产12%。群众高兴地说，要不是农业社，咋能增产这么多！”
毛泽东点了点头，兴奋地说：“是啊，多数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啊！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接着，他又问：“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泽东夸奖说：“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
随后，张玉美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毛泽东要求她讲具体一些。
“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的群众认识还是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许入社。”
毛泽东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他的总结是那么及时、到位，并且是一针见血，甚至还带着深刻的哲理，完全是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清，总结得高。张玉美接着说：“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毛泽东插话说：“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接着，又饶有兴趣地问道：“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开的。”张玉美答道。
毛泽东立即摆了摆手说：“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张玉美继续说：“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村出现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有的生活困难却卖了孩子，有的户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部书记和十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毛泽东转过身问她道：“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对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毛泽东又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接着又问道：“还有什么问题？”
张玉美说：“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前进，谈话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一点。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门口，罗瑞卿请示说：“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里吧。”
毛泽东站起来说：“不讲了，吃饭去。”
张玉美跟随他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了餐厅。餐桌摆着葡萄酒和四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毛泽东先斟酒，和张玉美碰了杯，接着让她吃饭，还不断往她碗里夹菜，并且关切地说：“你每样菜都尝尝。”
他如同父亲一样慈爱，张玉美感到既亲切又温暖。
饭后，众人又回到会议室。毛泽东一边走着，一边给张玉美介绍车厢内悬挂的古画名称、作者和朝代，上“艺术课”，算是饭后休息。约过了十几分钟，众人便入座，继续听张玉美汇报。
这次毛泽东换了一个话题，问张玉美：“合作化搞起来了，你们县里的妇女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毛泽东对妇女工作也一直很重视。去年12月30日，他阅看全国妇联党组送来的报告，其中对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提了不少的意见。这次他见张玉美是女干部，特地对农村妇女状况进行调研，具体了解妇女工作。
张玉美能说会道，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下午一谈又是好几个小时。当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后，工作人员进来说：“请主席吃饭。”
张玉美又和毛泽东等人一起共进了晚餐。放下碗筷时，毛泽东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她。
邢台县委书记张玉美(右二)
晚饭后，列车将到达郑州站。毛泽东说：“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张玉美说：“主席忙累了一天，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毛泽东略微思考了一下，抬起头，语重心长地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在旁边的杨尚昆说：“主席的指示很重要。中央最近要将合作化决议草案作为正式文件下达，具体可以按这个文件办。”
接着，毛泽东用商量口气问张玉美：“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张玉美连北京都没去过，心想要是跟着毛主席到外地转几天，见见世面，是多好啊！可认真一想又觉得不合适，于是回答说：“主席日理万机，连春节都顾不上休息，还到外地视察，咋能给你添麻烦呢。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级干部会，这次我就不去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也好。”
随后，他拿出一个烟盒、一个茶叶筒和一支钢笔，问道：“这几件东西怎么样？”意思是送给她。张玉美连声说：“好，好。”可没好意思伸手去接。
说话间，火车进入郑州站，毛泽东再次问张玉美道：“玉美，你在车上休息，还是下车呢？”
张玉美回答说：“我下车吧，明天还要回去呢！”
于是，毛泽东便让罗瑞卿打电话派人接她，临下车时又一次握住她的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张玉美恋恋不舍地离开毛泽东和专列，随后在郑州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回了邢台县。
2月15日，党中央就正式下发《关于印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正式决议的通知》。通知认为，1951年12月所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作为正式决议，将“草案”二字删去。3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予以发表。
以后，张玉美先后5次见过毛泽东。而第一次她与毛泽东随车同行500里，单独汇报一整天的情景让她最难以忘怀。1993年，当年35岁的基层干部张玉美进入古稀之年，与毛泽东随车500里谈话之行过去整整40年，毛泽东去世17年了。她回忆往事，还是情不自禁，在家里写下了一首动情的打油诗：
领袖邀我同车行，
一片爱心慈母情；
亲切教诲永不忘，
终生奋斗干革命。
本文摘自《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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