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1910年发生鼠疫，每日数百人死亡）
查阅《毛泽东文集》共6册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2册，共有几千份的电文，其中毛泽东或党中央不管如何困难或者如何急需，都没向“老大哥”斯大林要求过什么物资。若说要东西的电文，有且仅有绝无一次。
那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还没一个月。毛泽东向苏联要东西，并是他亲自起草且以个人名义发出的请求电报。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个要强的人，从不求人，更何况是向外国人开口。他这次向斯大林要东西，要什么呢？不是部队继续南下打仗急用的炮弹，也不是国家建设的急需机械、资金，那是什么东西呢？是要拯救首都北京乃至华北用的急需品。
原来，1949年秋，在开国大典后，华北地区突然爆发罕见的鼠疫，死亡不少人，即将爆发规模空前的鼠疫。鼠疫对人类是多大的威胁？可以屠城。德国就有一部影片，叫做《鼠疫屠城》，专门描述鼠疫的惊人可怕。
历史上的多次鼠疫曾经多次改变人类历史。中外都发生过这样的可怕事情。
1665年8月，欧洲爆发鼠疫，每周死亡达两千人，总死亡人数达两千五百万，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意大利和英国死者更是达其总人口的半数以上。鼠疫改变欧洲历史，完全不是一句瞎话。帕特克（petrarch）给好友琼斯·罗尔一封信中描述了佛罗伦萨的城镇如何遭到鼠疫的袭击：20万个城镇和村庄人口灭绝，死尸狼藉。有一个估计，说欧洲的死亡人口达到42836486人。这封信也因此成为一封很著名的信。信中一句话也流传至今：
“呵，幸福的后代，你们没有经历这样巨大的悲伤，只会将我们的经历当作一个寓言。”
而这场毁灭欧洲的大鼠疫却起源于遥远的中国。
1333年，据说是一场可怕的散发恶臭和毒气的大雾之后，中国就爆发了大鼠疫，死亡人数无可计算。鼠疫又经过印度、波斯和俄国三条主要商业通道，到达欧洲。一位法国的男修道士描述鼠疫传入西西里岛的情形：“1347年的10 月初，12艘热那亚人的帆船驶进了墨西拿港口。帆船带来了可怕的疾病，任何与他们交谈的人都被疾病袭倒，没有人能够幸免一死。所有与他们接触的人都染上了疾病。疼痛遍布全身，沟股间及腋下出现一个小扁豆大小的肿块，人们称之为‘燃烧的疙瘩’ （born boil）。继而患者开始呕血，因无药物可治，三天内，患者死亡。不仅与患者接触者死亡，而且那些摸过或使用过患者东西的 人也会死亡。”
这就是最有名的明朝末年爆发的大鼠疫。也就是这场大瘟疫，摧毁了几百年的大明帝国。
在历史上，北京是鼠疫多爆发地区，曾经数次重击过这座城市。
《元史·五行志》记载，1313年、1354年和1358年北京城就相继出现三次大疫。在最后一次大疫中，集聚于北京城中的河南、 山东流民死亡者多达20余万。1353年，处于蒙古高原边缘的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按《元史》记载，35岁的泰定帝，29岁的明宗，28岁的文宗相继在几年中“崩”或“暴崩”于上都；此前，成宗41岁，武宗30岁，仁宗35岁也相继死亡，都是源于这场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流行瘟疫。
不少从资料显示，元代的北京已经是一座疫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多见于众多的史料记载。有一个这样的史料：
（铁木儿塔识）从幸上京还，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 年四十六。
铁木儿塔识是跟随皇帝从上都返大都后暴病而死的。他染上的是因黄鼠而爆发的流行鼠疫。
明朝大鼠疫持续多年，清朝也经常爆发鼠疫，流行很多地方，造成重大死亡。
1910年10月，东北以满洲里为中心爆发大鼠疫。死亡人数达6万之多，再次震惊世界。
我国是一个瘟疫肆虐的大国，疟疾、天花、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很多，而在旧中国，整个社会没任何有效的系统控制机构和措施。瘟疫流行是很平常的事情。吴佩孚一个团曾在江西毁于一场疟疾，无一人生还。毛泽东本人在中央苏区时就得过疟疾，他的警卫员戴天福也是因为疟疾而牺牲在长征路上。对这些瘟疫，一般老百姓更是毫无办法。
这次华北发生的鼠疫以张家口和北京最为严重，马上就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严重关注。政务院下属的一些部委（如邮电部等）甚至因此不得不推迟挂牌办公，怕人聚集一起，传染鼠疫。
毛泽东刚进入中南海，新中国就面临着一场罕见的历史考验。他为此着急，寝食不安，甚至难眠，可是也毫无办法。
除了各级卫生部派出医护人员刷石灰粉进行消毒外，毛泽东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任凭鼠疫流行，发生更大的传染，“屠城”并非不可能。无奈之际，他决定亲自给斯大林发电报，向苏联求援，于是破例写下了一份向苏联要东西的电报：
菲里波夫同志：
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60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4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400万人份，血清10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mancknn）同志为领队的30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
毛泽东
1949年10月28日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在电报中，毛泽东向斯大林开口求援，数量如此巨大，要“生菌疫苗400万人份”和“血清10万人份”；而且十分紧迫，还要求人家“空运”，何其急切。毛主席开口向人要东西，本来就罕见，还如此不惜狮子大张嘴，更是破天荒，大有“厚着脸皮”的味道。
（毛泽东与斯大林）
斯大林收到电报后，明白了北京问题的严重性，理解毛泽东的急切，当即答应。次日就派出了医疗队和药品。
毛泽东知道后欣喜若狂，只隔一日，10月30日，就给斯大林发去第二封感谢电报：
“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受人之恩，毛泽东没视为理所当然，马上表示感谢。这与之前狮子大张口“要东西”而毫无君子之风的做法，完全宛如两人。两相比较，毛泽东对老百姓的疾苦，何其关切和心急！
而在苏联医疗队的帮助下，很快这场刚刚起始的鼠疫就被消灭了，北京城和华北安然无恙。新中国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再次赢了。
几年之后，毛泽东发起了“灭四害”的斗争，号召全民参与，人人动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在毛泽东离世之前，全国成功消灭了鼠疫、霍乱和麻风病等急性传染病，全国人均寿命由新中国成立时1949年的35岁（世界同期平均47岁）上升到1970年的59.6岁，超过世界平均寿命3岁；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全国人均寿命达到65岁（世界同期平均57岁）。1976年比1949年人均寿命增长30岁。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陈冠任原创，禁止复制和改编，谴责传阅、360doc、奇趣网、新闻头条、头条军事、看看等假冒伪类网站侵权转载）
（一个有趣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