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口述者李敦白,曾一度较深卷入中国政坛权力纷争,被称为“红幕后的洋人”。本书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详尽的回顾和分析。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以一颗赤子之心,抱着改造旧世界的美好理想,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开始了他投身美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我党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等,都有私人交往;叙述中他披露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大量细节,弥为珍贵。
(李敦白)
1957年前后孙维世排演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青年剧院上演。我们进去时,看到后面空着四五个座位,心想不知哪位首长要来。灯光暗下来、戏开演后,周总理带着几个随行人员进来了。
(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
这时候,不知怎么回事,那几个空座中间正好我背后的位置坐了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周总理的警卫员快步跑过来,在他耳边轻声讲了几句话,这个人站起身来,周总理也快步跑上来,按住他的肩膀,一边说:“你坐下,你坐下。”一位随行人员劝他:“总理,这是中央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周与他来回辩了几句后,大声说:“好了,你们看戏吧,我回去了,我的工作多得很!”他还生气地说:“我当总理不是为了妨碍老百姓看戏!”说着就往外走。他们拉住了他,结果就坐在那个工人旁边看了戏。
还有一次,“文革”前,我们家老大老二五六岁的时候,我和玉琳带她俩到空军一个礼堂看京剧,忘了是什么戏,周总理坐在我们前排。老二先闹起来,说总理伯伯挡住了她,周总理转过身来,把她抱到膝盖上,这下老大不干了,为什么妹妹可以坐在总理伯伯腿上?周总理再次转过身来,把她也抱过去,坐在另一边膝盖上。她俩一直坐在总理身上直到演出结束。
(1978年,李敦白与家人合影)
周总理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架子,而且非常有幽默感。美国的名记者白修德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时,周总理请他吃饭,其中有一道菜是烤乳猪。他说:“我是犹太人,不吃猪肉。”周恩来说:“这不是猪肉,是鸭子。”白坚持说是猪肉,周总理说:“我是中国总理,我说鸭子就是鸭子。”他们在重庆就认识,很熟,可以开玩笑,不必拘泥于外交礼仪。
周总理的酒量很好,喝酒时爱开玩笑。周和孙维世都喜欢强迫我喝酒,1946年12月在延安给朱老总做六十大寿那次,他们强迫我喝老白干,喝酒我倒没什么事,接着看戏,还给斯特朗做翻译,但我不喜欢喝。解放后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宴会,参加的人都是朋友,周总理举杯祝愿世界和平,他看我拿着橘子水,就说:“看来李敦白不赞成世界和平。”我只好喝了酒。
1960年斯特朗七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到她的住地台基厂“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苏交恶后合并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她做寿,周总理、陈毅元帅都去了,也就一桌人。席间,说到“大跃进”期间的一句口号“人人都是诗人”,周总理就说了:“这句话不对,我就不是诗人。”我做了一首诗,送给陈老总批评,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给我退回来了:没法批评,因为你写的根本不是诗。敬酒的时候,他们俩相互闹,一个说:“你是老大,总理,你得敬酒。”另一个说:“你是元帅,我不是元帅,得你敬酒。”相互关系非常亲密。
(周恩来与斯特朗在延安合影(1946))
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严肃。还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开会,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周副主席跟前,跟他说了些奉承的话,周马上严肃地责问:“你为什么这样捧我,是不是想从我这里讨什么好处?”严肃地保护自己不被人拉拢。有一次,周和我还有另外一两个翻译一起谈对斯特朗怎么照顾的问题,我说了一句“这个老太婆惊慌失措”,他马上批评我,说对我们的老朋友不能用这样的措辞,真是一丝不茍。
周恩来的认真严肃与他的亲切可爱浑然天成,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样的人真不多见。
本文选摘自《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李敦白 口述 / 徐秀丽 撰写,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李敦白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详尽的回顾和分析,从出生、家庭、求学、树立信念、追求理想、参加美国共产党,到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往,参加“文革”的经历,两次长达16年的牢狱之灾,在中国收获的爱情,以及80年代重新回到美国。他自称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在访谈中涉及大量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以及他对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人类前途命运等的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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