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会试中，曾国藩名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自此步入仕途。此后，曾国藩先后任翰林院检讨，礼部侍郎等职。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席卷江南，曾国藩获得清廷批准，于湖南一带募集亲友、同乡组建团练，并在衡州造船练兵，建立水师，号称“湘军”。清廷几乎凭借曾国藩一己之力，平定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除了在官场、战场平步青云外，曾国藩还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和洋务派。他极力提倡西学，鼓励译书，建造轮船，开风气之先，位居晚清“中兴名臣”之首，其为人处世之道亦颇得后世推崇，被誉为“千古完人”。连毛主席都说，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他最佩服的就是曾国藩。
“一个好汉三个帮”，曾国藩的成功，和他善于选人和用人密切相关。曾国藩早年与北京任官时，便与其朋友曾亮、邵懿辰、刘传莹等人“为词章考据，尤留心天下人材”。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上奏用人三策，认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其提议深受咸丰帝称赞，谓之“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不久，曾国藩向朝廷举荐王庆云、江忠源等人，结果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一代名臣。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开始将他的用人之道付之于实践。在练兵过程中，曾国藩发现游击塔齐布谈吐过人，其部队亦极为精整，便认定其为难得的人才。当时，塔齐布和副将清德不和，清德还多次怂恿提督鲍起豹对其进行侮辱。曾国藩用人不疑，当机立断弹劾清德，并向朝廷保证“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如将来出战不力，甘与同罪”。清廷因此罢免清德，任用塔齐布为副将。果然，塔齐布作战勇猛，是难得的一员虎将，迅速成为湘军的一大支柱。湘军攻克服湘潭后，塔齐布因战功卓著升任为提督，在受印之日，“士民聚观，叹诧国藩为知人”。
一、严密的选人用人体系
曾国藩之所以能准确地判断人才和使用人才，是因为其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此可谓曾国藩选人用人体系的核心所在。
其一是“广收”。曾国藩在其著作《挺经》中写道：“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既然人才不是“天生”，而是需要通过后天的“磨炼”才能脱颖而出，那么广收“可塑之才”，就是发现人才的第一步。为了能够做到“广收”，曾国藩每到一地，便积极访求可用之人，有时甚至张贴告示，招贤纳才。在求才之时，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真诚，非常注意尊重他人。他听说在家守孝的彭玉麟很贤能，就三番五次地写信给他，请求他出来共襄大义，彭玉麟被曾国藩的这番情意所感，于是投奔他。
曾国藩特别喜欢别人给自己推荐人才，有时甚至写信要求朋友给自己推荐人才。其中较为有名的例子，就是吴廷栋向他推荐方宗诚，方宗诚后来又向他推荐吴汝纶，都受到曾国藩的重用。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日来以此广告各处求荐才以辅我，……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把罗致人才比成苍鹰猎物，不到手不罢休，可见其诚意。广收人才，为曾国藩进一步用人奠定了基础。
其二是慎用。人才招致之后，如何使用是重中之重。曾国藩认为，用人要“慎”，务必做到人尽其用。“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鉏铻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人才的使用必须根据其性格、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才可以发挥其所长，避免其所短。不然，即便是很有才能的人，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碌碌无为。
曾国藩特别留心考察幕僚的特点，若善于治军、忠勇善战，则纳入行伍，使之成为湘军干将，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鲍超等人，可以归入此类。若有治国之才，则委以重任，极力培养，使他们能够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可以归入此类。若善于创造，敢开风气之先者，则努力培养其为洋务干将，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容闳等人，可以归入此类。慎用人才，是曾国藩选人用人之道成功的关键。
其三是“勤教”。曾国藩注重对身边的幕僚进行言传身教，平时严格督促他们读书，多有指点，并定时进行考试。容闳在《西学东鉴记》中记载，当时各处军官寄于曾文正之大名者不下200人，幕僚又有100多人，此还更有候补官员、怀才志士，以及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聚集，各尽其才。
曾国藩的幕府，成了晚清政府名副其实的高级人才培训中心，众多得力名臣大多是从曾国藩幕府中走出来的。对于“为人坦荡，晓畅兵机”但却锋芒毕露的左宗棠，经曾国藩举荐后，负责招募楚军，并得以前线领兵；对于天资聪颖但却恃才傲物、不甚检点的李鸿章，曾国藩多次加以批评，又在时机成熟之后让他创办淮军，终成大器。
最后是“严绳”。曾国藩对于自己和下属要求都极为严格。曾国藩将其祖父告诉他的八个字“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作为生活准则。无论在军中还是官场，曾国藩都能做赏罚公正，恪尽职守，强调“廉矩”、“敬勤”，“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将“严绳”作为培养的人才，督促手下的必要手段。
《清史稿•曾国藩传》这样评价曾国藩：“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清末著名学者欧阳昱更是认为曾国藩“不善用兵而善用人，牛溲马勃，无不收纳，所以群才效用，大寇荡平，而为中兴第一功臣也。”（欧阳昱：《见闻琐录·奇计出卖》）。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和他的善于选人用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二、“德胜于才”与“为国选才”
人才自然是德才兼备最好，但有时往往不可兼得。曾国藩认为：“才德不可兼得以德重,好利之人不可重用。”也就是说，德优于才，贪图小利的人不可重用。选人用人之时，他要求尽量弃用那些官气重、心思多、投机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吃苦耐劳、务实肯干之人。为此他提出：“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在他看来，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要慎用；才高德薄名声不佳者、才德平平迁升太快者、个人不愿出仕者皆不可推荐。
曾国藩在拣选湘军之时，就仿效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做法，招募“以忠义之气为主”、最为淳朴的农民，并加以训练，而曾国藩帐下的将领，亦多为忠义血性之人，如江忠源、李续宾等人作战极为奋勇，“立功于天下，以节死义”，并最终获得成功。曾国藩认为，只要有了“德”这个良好的基础，适当加以培养，必定能成大器。
另一方面，凡是德行有问题的，他一律敬而远之。据《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旧传文正（指曾国藩）在安庆时，有乡人某来投，朴讷谨厚，将以试以事矣，一日共饭，饭有秕，某除之而后食，文正熟视之。饭后，奕既，令支应备数十金为赆。”因为看到此人吃饭时剔除秕谷，贪图享受，就认定此人品性不端，毫不犹豫地将其打发回乡。此人不是别人，而是曾国藩的亲外甥。由此也不难看出他对品性的看重。
如何判定人才的道德品质呢？曾国藩在《冰鉴》一书中指出，应该从神骨、刚柔、容貌、情态、须眉、声音、气色这七个方面来进行。他认为，观人应先观其“神骨”，即眼神和面庞，因为“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眼神清澈、坚定之人，往往品行端正；眼神浑浊游移之人，往往为“败器”、“隐流”。一个人如果天庭饱满，枕骨充实，太阳骨平正，眉骨明显但不过于突出，颧骨不凹陷，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国家的栋梁。在观察完面貌之后，要有考察这个人的脾气秉性是“刚”是“柔”，性格是否沉稳，思维是否缜密。性格过于刚硬，则难免粗鲁；过于阴柔，则易愚钝。粗鲁愚钝之人，皆难堪大用。只有刚柔相济，才能有所发展。“听其言量其心志，观其行测其力，析其作辨其才华，闻其誉察其品格”，亦即通过人的外在形态来体察其内在精气神，从而由表及里地洞悉其内心和志趣。虽然有点类似于相面术，其实也很有科学依据。
刘铭传受李鸿章的推荐，慕名拜访曾国藩。与刘铭传一起拜访曾国藩的还有其余两位书生。为测验他们三人，曾国藩故意在约定的时间里不露面，让三位客人在客厅里等候，自己却在暗中仔细观察他们的表现。结果其余两人都显出非常不耐烦的样子，唯独刘铭传平心静气地欣赏墙上字画。曾国藩出来寒暄后，询问客厅中的字画情况，只有刘铭传答得头头是道。刘铭传因此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和推荐，后来成为我国历史上的首任台湾巡抚。
在曾国藩看来，识人用人的目的，是为了“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8]。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慈禧太后仔细核算，发现天下的封疆大吏中，竟然有一半是出自于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由于出于公心，为国选才，曾国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称赞。
经曾国藩一手提拔的左宗棠，在晚年和曾国藩之间有了矛盾，但曾国藩并不计较，也从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左宗棠。左宗棠西征时，曾国藩尽心为左宗棠筹饷，并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结果为左宗棠在陕甘新疆立下大功。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常常喋喋不休。但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曾国藩却自叹不如左宗棠，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曾国藩去世，左宗棠送来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可见他也不得不为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和宽阔胸怀所折服。
总之，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总体上可概括为注重道德品行，并加以不断的培养磨炼，激发人的潜能，将每个人的优点尽可能地发挥出来，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正是凭借这种本领，曾国藩成为“一代名臣”，晚清最为优秀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