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已经是八十岁高龄的湖北籍开国将军韩伟饱噙着热泪写完关于长征的回忆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握着儿子韩京京的手，异常认真且严肃地说：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闽西。我生前没能把这些子弟兵带回来，死后也要和他们在一起。
1992年，老将军去世，韩京京遵嘱，把父亲的骨灰送回了闽西。
落叶归根，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简单的要求，韩伟将军是湖北黄陂粮房湾人，去世后不返葬湖北黄陂，而极力要求葬在闽西，那么，闽西这片红土地，对老将军来说，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韩伟将军生于1906年2月10日，16岁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常来往于安源与长沙之间，为毛泽东、蒋先云、李立三、刘少奇等人传递信件，是毛泽东早年认识的同志。
1926年，韩伟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1929年，毛泽东率红军入闽，让在自己手下做警卫排长韩伟下部队当指挥员。
强将手下无弱兵。
作为毛泽东的警卫排长，韩伟一下到部队，就把队伍带得虎虎生威，仗也打得风生水起。
在“三打龙岩城”中，韩伟头部中弹，晕死了一天一夜。战士们以为他已经牺牲了，在准备后事时，发现他还能微微喘气，急忙把他送进了长汀的红军医院。
红军有名的军医傅连璋惊奇地发现：子弹从韩伟左耳前打进，却在右耳鼓膜处神奇地拐弯向上，经过鼻窦从右眼球底部穿了出去。
这真是命悬一线！
这颗子弹，无论是往左或往右、朝高或朝低，稍有偏差分毫，韩伟的性命都会不保。
可是，奇迹就这样活生生地出现了！
韩伟大难不死，认为自己这条命是白捡回来的，赚了，以后打仗更加不怕死，千军万马之中，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人称“韩老虎”。
但就是这次因伤住院的日子里，韩伟牵手了客家妹子程秀容，两人结为夫妻。
出院后，韩伟负责“扩红”工作，和妻子一起踏遍了闽西的每一个角落，发展了无数客家子弟加入了红军队伍，“扩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建国后授衔的闽西籍将军中，如张云龙、卢仁灿、丁甘如、张力雄、吴岱、黄鹄显等十几位是经韩伟之手参加红军的。
韩伟成为赫赫有名的“扩红团长”。
韩伟将军晚年曾不止一次感慨地说，要是没有湘江之战，要是他的红34师能走完长征，福建籍的开国将军不会少于湖北籍，“将军县”也不会只出在湖北！
有人经过统计，长征队伍里曾经有两万多名闽西儿女，他们分布于中央红军的各个部队。而韩伟所在的红34师是由原闽西地方红军整编而成的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全师6千余人，几乎清一色闽西子弟的子弟。其中光永定一县的入伍的战士即有两千之多，这两千多战士基本都是客家人，是一支名符其实的“客家军团”。
说起“客家军团”，历史上最著名的“客家军团”莫过于太平天国里面从金田开往永安的那一支“客家军团”，端的是不避生、不畏死，英勇奋战，一往无前。
红34师的“客家军团”同样骁勇善战，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屡建战功。
在长征途中，中革军委就看中了其善打硬仗的特点，专门安排其来担任后卫。
遗憾的是，作为全军总后卫，红34师在长征前夕并不知道中央红军的这次转移的具体战略意义。
韩伟老将军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我们红34师1934年10月中旬从兴国县出发，随“红星”纵队(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直属队的代号)和兄弟部队后尾跟进。有人说是去打赣州，可是当大家知道“红星”纵队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东西都带上了，就有些疑惑不解。既然是去打赣州，为什么像大搬家似的，把“坛坛罐罐”都带上?记得我们团经过于都城南时，路旁边堆放着很多裁好未缝制的上衣和裤子的布料。上级规定，要我们每人自取两件带上。当时，拥挤在沿途村庄、路口的苏区人民，看到红军“搬家”，许多人脸上挂着愁容，甚至有的流着眼泪，不少老俵紧紧地拉着红军指战员的手，无限深情地说：“你们一定要回来啊!”我们许多干部、战士，也不停地擦泪水。那种难舍难分的军民离别之情，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可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撤离苏区啊!
著名的红歌《十送红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一送红军下了山，
秋风细雨缠绵绵，
山上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梧桐叶落光，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
几时人马再回山……
亲人们不知道红军这一次远征何时返，而作为红34师的客家子弟兵们来说，他们也同样不知道何日能再见亲人面。
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这是一次一去不复还的远征——那一江冰冷的湘江水将是他们最后的葬身之地。
湘江战役称得上是长征途中战斗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结果也最为辉煌的战役。
该战，我军与优势之敌拼死血战，最终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而担任铁血后卫的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全师6000余闽西子弟兵损失殆尽，红34师从此在中央红军的队伍和番号中彻底消失。
师长陈树湘不幸被捕，在敌人的担架上，他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扯出肠子，奋力将之绞断，实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壮烈牺牲，时年29岁。
身为34师100团团长的韩伟在掩护师部撤时，全团基本拼光，只剩下10来个人，弹尽粮绝，最终选择了一种极为悲壮的方式：跳崖。
也是韩伟福大命大，他在跳下悬崖时跌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冠顶上，侥幸躲过了一劫。
但韩伟这种运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那些负伤、掉队和被打散的红34师的战士们，不断地遭受着数万名国民党正规军、以及那些极度凶残的反动民团的绞杀。
多年以后，军旅作家乔良在灌阳一带采访时，当他听到民团杀死每一个活着的红军战士的目的，很多时候竟然就为了得到一根牛皮腰带或一个搪瓷茶缸，悲愤莫名，他把这些素材全部写进了自己的小说《灵旗》。电影导演吴子牛被这部小说感动，改编成了电影《大磨坊》。
1984年，著名的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来到湘江岸边考察和探访半个世纪前这一场人类史上的壮举，创作出了一部震撼了世界的著作《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该书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34师被消灭时发出的最后几阵震颤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丢盔弃甲的惨状，就已经宣布了李德、博古统治的结束”。
34师是被敌人消灭了，34师的六千多名壮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
然而，这六千余位血洒湘江之侧的闽西子弟，绝大多数没有被评为烈士。
这是韩伟老将军愧疚无限的一个心结。
为什么会这样？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曾任红八团政委、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伍洪祥老人解释说，建国之初，评定烈士的条例中有一个规定，在战争中牺牲的红军烈士至少要有两个团以上干部的证明。
残酷的现实是：湘江之战中全军覆灭的红34师，团级以上干部仅余韩伟一人。
那些红军战士亲属大都说不清自己的亲人所在的部队，更说不清首长的名字。而那极少数活下来的战士流落四方，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位首长活在世上，这，就让多少烈士的亲人们只能抱憾终生，个别失散的红军战士也永远无法说清自己的身份。
这，就是韩伟老将军为什么要死葬闽西的原因——我生前没能为牺牲在湘江边红34师的战友们做太多的东西，就让我死了一起陪伴着你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