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机，生年不详，十五岁出家，师从大总持寺著名的萨婆多部学者道岳。并驻长安西北的金城坊会昌寺。帮助玄奘翻译经文，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与唐太宗之爱女高阳公主私通，后来高阳公主相赠之金宝神枕失窃，御史庭审之时发案上奏，发现高阳公主与辩机的私情，唐太宗怒而刑以腰斩。
辩机其人
辩机的家世和详细履历，今已难以详考。这是因为他获罪之后，僧传不敢为他立传，其他文献也尽量对他的事迹避而不提造成的。但据一些零星的记载，我们对他的生平还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认识。
据他在《大唐西域记》卷末的《记赞》中叙述，他少怀高蹈之节，容貌俊秀英飒，气宇不凡，十五岁时剃发出家，隶名坐落在长安城西南隅永阳坊的大总持寺，为著名法师道岳的弟子。后来道岳法师被任为普光寺寺主，辩机则改住位于长安城西北金城坊的会昌寺。十余年中潜心钻研佛学理论，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法师回国在长安弘福寺首开译场之时，便以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的资格，被选入玄奘译场，成为九名缀文大德之一。是时辩机的年龄约当26岁。
玄奘法师最早的一批译经助手中，辩机以其高才博识、译业丰富，又帮助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而名噪一时。此后却因与唐太宗之女高阳公主私通，事发死于非命，而被讥为淫僧、恶僧，名列正史，千百年来受到正统封建士大夫的口诛笔伐。但也有一些学者十分赞赏辩机的才华，对他因一女子之累而早死十分惋惜。所以在佛教史上，以及在中国古代史上，辩机是一位功罪难评，聚讼纷纭的人物。
《大唐情史》聂远饰演的辩机和尚
缀文大德
与辩机同时入选为缀文大德的，另外8人是西京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濬、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今四川简阳县西北)福聚寺沙门靖迈，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豳州(今甘肃宁县)昭仁寺沙门慧立，洛州(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天宫寺沙门玄则。9人皆为一时上选，而辩机、道宣、靖迈、慧立4人名声特著，因为他们除了参与译经之外，都另有史传著作行世。例如辩机编撰了《大唐西域记》，道宣著有《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靖迈著有《古今译经图记》，慧立则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不但功在释氏，且为一般士人所喜读而乐道。
4人中辩机最年轻，风韵高朗，文采斐然，尤为俊朗。他在玄奘译场中担任缀文译出的经典计有《显扬圣教论颂》1卷，《六门陀罗尼经》1卷，《佛地经》1卷，《天请问经》1卷;又参加译出《瑜伽师地论》要典，在100卷经文中由他受旨证文者30卷，足见他才能兼人，深受玄奘器重。
《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玄奘奉唐太宗的诏命撰著的重要著作。此书记述玄奘游历西域和印度途中所经国家和城邑的见闻，范围广泛，材料丰富，除大量关于佛教圣迹和神话传说的记载外，还有许多关于各地政治、历史、地理、物产、民族、风尚的资料。当时唐太宗怀着开拓疆域的大志，急切需要了解西域及其以远各地的上述情况，所以初与玄奘见面，便郑重地嘱他将亲睹亲闻，修成一传，以示未闻。玄奘见太宗如此重视，不敢怠慢，特选自己最所倚重的辩机作撰写此书的助手，将自己游历时记下的资料，交给辩机排比整理，成此巨著。此书问世后，影响极大，致使一些同类著作相形见绌。如隋代吏部侍郎裴矩所撰《西域图记》、唐初出使西域的王玄策所撰《中天竺国行记》，唐高宗时史官奉诏撰成的《西域图志》，今皆不传，唯独《大唐西域记》流传下来，备受中外学者的珍重。这固然由其书内容丰富所决定，也与它的文采优美有关。
迷案
高阳公主和高僧辩机的疑案成为高阳公主遭受世人诟病的最大罪名，但是在较早成书的《旧唐书》根本没有提及此事，而是由百年之后宋朝编纂的国史《新唐书》欧阳修等史学家权威写下，于是从宋朝仁宗以后高阳公主和辨机的事件是为正史，也是高阳公主化为淫荡史料形象的开始。如今因为没有更为详实的史料佐证，所以尽管后来研究者对此事提出种种考证质疑，但仍不足以推翻《新唐书》为高阳公主的定位。
高阳公主和辨机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新唐书》为我们描述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主负所爱而骄。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禄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余。”从史料看我们大致梳理一个过程，起因是房遗爱和房遗直争嗣，直接导致高阳公主在太宗面前失宠。在这个时候御史发现了高阳公主和高僧辨机私情得到物证宝枕。唐太宗才知道高阳公主与和尚淫乱，于是震怒下旨赐死辩机，杀奴婢十余。等到了《资治通鉴》记载“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馀人;主益怨望，太宗崩，无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遗爱与遗直更相讼，遗爱坐出为房州刺史，遗直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勖等数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祥。”高阳公主的罪名除了淫乱还有擅行巫蛊之术窥伺天象等。
研究者的质疑
整个史料描述精彩纷呈，跌宕起伏堪称一部小型小说。然而后代研究者发现，此史料前后矛盾，迷雾重重。目前研究者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以下观点均为研究者论文提出，仅此转述)
第一，高阳公主和辨机相遇相恋地点与唐代高僧管理制度不符。比如高阳公主和辨机在浮屠庐主之封地相遇。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研究者认为唐代高僧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进出寺庙都有登记，无缘无故离寺不归还能不被立刻发现不符合常理。即使辨机是玄奘的高徒是大德也不可能无视寺庙管理制度随便出入而无人关注。
第二，高阳公主的年龄和辨机相遇时差异较大，高阳公主十几岁而辨机很可能已经三十几岁了。加之房家关系错综复杂，高阳公主的恶行如果肆无忌惮，那么作为姐妹的韩王妃，作为婆婆的卢氏，作为弟弟的房遗则等都不会放任自流，任何一人都可以直接将实情上报太宗知晓。(论文《辩机死因初探》)
第三，《新唐书》中记载的高阳公主在太宗面前因为此事失宠与《旧唐书》中记载矛盾较大。《旧唐书》记载在房玄龄病重的时候太宗见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当时已经贞观二十二年五六月，而太宗在贞观二十三年五月驾崩。可见至少在唐太宗驾崩前，唐太宗和高阳公主还是很好的，公主没有任何失宠的迹象。当时房玄龄后期一直是在宫中治病，因此作为儿媳妇的高阳公主跟随进宫从而见到唐太宗的机会较大，如果高阳公主已经因此事失宠，那么太宗是不太可能这样语重心长和她心平气和的对话而被起居郎记载。此事在永徽三年立的房玄龄墓碑上作为荣耀雕刻示人，可见至少在房玄龄死后近四年内高阳公主“丑行”暴露可能性较小，否则高阳公主如何顺利晋封长公主并刻上碑文呢。
第四，作为宋朝太宗时期李昉撰写的《太平御览》中史料也未提及高阳公主和辨机事，不知《新唐书》看到何种史料将此事编入史书。“又曰：房玄龄之子遗爱，尚高阳公主。玄龄病，上表谏征辽。太宗见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又曰：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初，主有宠於太宗，遗爱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水徽中，诬告遗直无礼於己。高宗令长孙无忌鞫其事，因得公主与遗爱谋反之状。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因为《新唐书》成书于宋仁宗时期，又因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故而这段史料来源较为可疑。
第五，整段史料逻辑前后矛盾，语焉不详，更类野史笔记小说。例如：“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如果这段史料可信的话，那么应当是在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逝世后发生，那时候唐太宗也身患重病。在短短一年之内唐太宗还能：“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余。”，那么看来唐太宗最后一年的经历还是很丰富的，不仅要安排后事还要处理高阳公主的风月案。诸如此类逻辑混乱在《新唐书》中比比皆是，不得不令人生疑。而房遗爱在后期的官职已经坐到太府卿，掌金帛财帑的官职会无缘无故去窥伺房遗直的房产举动令人生疑。
第六，对高僧辨机研究较深的学者们认为，辨机一直受到佛学家的尊敬，只是其死因扑朔迷离，不太可能和高阳公主有不伦之恋。又《瑜伽师地论后序》云：三藏法师玄奘，敬执梵文译为唐语。……弘福寺沙门玄谟，证梵语大总持寺沙门玄应，正字……《摄决择分》，凡三十卷，大总持寺沙门辩机，受旨证文……臣许敬宗，奉诏监阅……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这是许敬宗为《瑜伽师地论》写的后序，是呈给唐太宗看的。其文字肯定要考虑到太宗现在和以后的想法。如果辩机真与高阳公主有染，另外再加个宝枕的话，许敬宗绝对会知道，就不会在这个给太宗看的序文里详细提到辩机法师。也不会那么肯定的说，译场的僧团清净。就自然会找一些圆滑的词语，相信这个对许敬宗来讲不是难事。(论文《辩机死因初探》)
第七，记载辨机“风月案”的《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其编者立场非常可疑。欧阳修与司马光均有激烈鲜明的排佛立场。尤其是欧阳修，将《旧唐书》中有关佛教学者内容进行大量阉割。其撰史之公正性令人质疑。故而两人通过虚构佛学家的丑闻来达到打击佛学的目的，可能性非常大。